陕北红军共下辖4个军，军长分别是谁？

一九三五年十月，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转战的红二十五军踏入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油灯忽闪，毛泽东环顾众人：“西北，是新的起点。”短短数月后，一支分列成四个整编军的陕北红军，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扎根生长。

彼时的陕甘边区，红军先遣部队已零星集结。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游击小队以灵活机动著称，胜仗打得多，可毕竟是分散作战。中央来电，陕甘游击队于一九三四年底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兵力总算有了番号、有了序列，却仍嫌单薄。

随后直罗镇、榆林桥连续告捷，后续青年潮水般涌来。番号又添一支红二十七军，紧接着组建红二十八军。就在热血沸腾之际，一九三五年冬，徐海东率领长征余部抵达陕北，红十五军团宣告成立，统辖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四个军。四面土墙的司令部里，几位年轻军长举杯喝高粱酒，那股子豪气至今令人心热。

红二十七军的掌舵人是贺晋年。生于一九一○年的陕北府谷汉子，从高小到师范一路苦读，原本可当教员糊口。可他心里装着更大的天地。读到《共产党宣言》，再看身边饥寒交迫的乡亲，他拎起枪跟刘志丹走上黄龙山。东征时夜渡黄河、拔山西县城；西征时，马不停蹄绕战陇东盆地。抗战爆发后，他既带队打日军，又上马指挥骑兵剿匪，人人喊他“贺大胆”。到辽沈一役，骑兵突入四平，扭转战局。建国后镇守西北，负责边防与兵站，被授少将。乡亲们常笑：“晋年哥要是慢点说话，说不定就挂中将了。”

红二十八军原军长应是“陕北的赤胆”刘志丹。可惜一九三六年四月，保安战斗中他中弹殉国。接棒者换成湘籍黄埔五期生宋时轮。宋将军人送外号“宋老虎”，嗓音洪亮，冲锋时爱吼一句“弟兄们，抡起来！”抗战八年，他在晋西北与板垣师、坂垣师反复血战；敌人没占住一寸地，却留下数百具尸体。解放战争，他坐镇鲁中，反点金刚台全歼七万敌军。朝鲜战场上，第九兵团在他手里硬碰美军陆战一师，零下三十度里把敌人击退数百里。共和国开国上将，名至实归。

红二十九军的故事有些曲折。首任军长是海归将才肖劲光。别看他后来成了新中国海军的“掌舵人”，早年却是马背上的红军司令。一九三六年初，他奉命暂领二十九军，两个月后调赴八路军总部，从此深耕辽阔的敌后战场。继任者李仲英，则是炮火中淬炼出来的“钢枪汉”。木讷寡言，胸前十五处弹孔替他述说过往。华北雪夜攻城战，他满身血污仍喊着“跟我来”，硬把阵地夺回。新中国成立后，因旧伤和种种原因，他回到陕西主持农业与水利，质朴得像庄稼汉，六一年溘然长逝。

红三十军的军长是闫红彦，这个人的传奇味儿最足。生于一九○九年，少年给人放羊，靠讨债度日。遇上谢子长宣讲革命，他一拍胸脯：“穷人要翻身，算我一个！”旋即入党。枪林弹雨里蹿上少共腰鼓队长、游击支队长，二十七岁高票当选军长。直罗镇一役，他以两翼穿插围困敌师，俘千余人。解放川东后，他留在地方主持恢复生产，短短两年让合川、涪陵十万难民重返田野。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亲点其名，“闫红彦必须授衔”。于是，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

有人统计，这四位军长的平均年龄成立时不到三十岁，却干出震撼西北的事业。陕北土枪土炮的早期积累，通过“四军制”迅速吸收长征队伍的战术经验，也让大批青年指挥员脱颖而出。这里的锅盔和羊肉，让他们熬过最冷的夜；这里的窑洞和黄土，也见证他们写在枪管上的誓言。

军事史学者常说，西北根据地是“战略蓄电池”。四个军就是电量。陕北山大沟深，道路崎岖，马匹、骆驼甚至毛驴都成了机动工具。这种特殊地理，逼得军长们把“灵活机动”四字刻进骨子。后来，无论是辽沈会战的突骑兵包抄，还是长津湖冰雪逆袭，抑或黄海上的第一艘“鞍山号”驱逐舰，都能看见当年陕北教给他们的那种“缺啥造啥、没有也能打”的实战哲学。

战争年代的硝烟已经散尽，四位军长中，刘志丹最早倒在战场，李仲英带着伤病离世，贺晋年、宋时轮、闫红彦与肖劲光则把余生献给国防与建设。陕西窑洞、湖南稻田、湘赣边界、巴山峡谷，他们的墓碑散落各地，讲述同一段火热岁月。

这就是那支被人称作“西北红色脊梁”的四军：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前任刘志丹），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李仲英，红三十军军长闫红彦。名字或许朴素，却早已镌刻在黄土地的群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