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千名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曾国藩坐拥12万大军，为何却见死不救？

同治元年前一年，1860年九月初，北京至江南的驿道上尘土飞扬。一名八百里加急的军报使者勒马换鞍，一句“京师危急，速往勤王！”如鞭子般抽在耳畔。信的收件人，正是当时在皖南祁门督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可不到两个月，北方的炮声平息，圆明园成灰，京城门洞开，而湘军主力却连一步都未曾踏出安徽。世人不禁追问：十二万湘军何以袖手旁观？

沿时间线回溯，英法联军这次北犯并不突然。早在咸丰七年（1857），广州城陷落，天津条约甫一签订即遭搁置，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已在筹划“敲开紫禁之门”。咸丰十年七月，英法两国两万余人再度北上，自大沽登陆，换装为轻装行军，炮兵与海军配合，在运河北岸步步逼近。此时清廷仓促召集的守城兵约三万四千，名义上占优，实际上热兵器火力与训练水准与对手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八里桥一战不过半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排枪与臂膀粗壮的锡克骑兵夹击下溃不成军，尸横遍野。记载称英军战死五人、伤四十余，而清军阵亡三千，满蒙八旗最后的锐气自此折断。随后的十月，咸丰仓皇北奔热河，紫禁城从未如此萧条。

与此同时，南方的天空也在燃烧。湘军十余万围困安庆，炮垒绵延百里，八百里洞庭的船只日夜送粮。太平军麾下的李秀成却趁隙发动第二次西征，连下徽州、广德，箭指祁门。战报显示，湘军主力三日两夜不敢撤营，一旦外围失守，祁门恐成第二个江南大营。曾国藩在帅帐外悬一柄利刃，自言“城破则刎颈以谢天下”。可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皇帝的密诏摆在案头：三千精锐，即刻北上，归胜保节制。

胜保此人，满洲镶白旗，屡战屡败，外号“败保”。他与湘系积怨颇深，曾被胡林翼痛斥“轻而不整，贪而无亲”。把鲍超的“霆字营”交给这位宿敌，无异于拱手让出心头肉。湘军将佐低声议论：“若真把枪交给旗营，咱弟兄今后怕是要给人打前站了。”短短一句闲话，道破了曾国藩的忌惮——权兵分离，便是割肉断臂。

有人或问：忠君爱国的旗号呢？在军务会议上，诸将表面皆称“当援京师”，但随即抛出三道难关：一路千里辎重难继，后方安庆围而未下，徽州咽喉被夺。一句“南疆未靖，北援无凭”，实际上把勤王的热度降到了冰点。曾国藩旋即上奏，请求自率或令胡林翼北上，暗地里却命人在营外加筑壕沟，继续围困安庆。

时间在奏折来回中流逝。京城里的议和声逐渐盖过了炮声；而祁门前线，湘军的榴弹已经把安庆城墙轰得粉碎。等到咸丰批准曾国藩的新方案时，洋枪已在紫禁城上空燃放庆祝胜利的焰火，勤王成了句空话。

曾国藩的算盘并不复杂。英法不过索赔通商，钱可再挣；而太平军若坐大，江南财赋断流，天下局势就成了另一副面孔。与其北上做旗营的配角，不如留下来当自己战场的主角。现实很快验证了这一判断——《北京条约》签定，英法人班师。朝旨也随之改变：“曾胡仍督剿贼务，鲍超毋庸北行。”一纸诏书，既结束了勤王闹剧，也默认了地方军阀的先斩后奏。

安庆失守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城中军民殆尽，血流成渠。随后湘军北指天京，城破之日，十里内外烈焰遮天。西式“洋枪队”在石达开旧部的巷战中大显身手，火帽枪声中，一座城池变作焦土。洋人与湘军的合作，成为晚清“中体西用”的第一幕，也让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批评声此后不绝。

再回看那封快马送来的密诏，只用了几张薄纸，却映照出晚清政治的深沉裂痕：皇权摇摇欲坠，旗汉隔阂日深，地方武装羽翼渐丰。当京师危急与地方生死相交叠，曾国藩的选择并不意外。湘军留在江南，拱卫的其实是自己的权力版图；北京陷落，留下的烫手山芋还是要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去捂。咸丰最终病逝于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的秋风里，帝国朝廷与地方大员之间的信任已成昨日传说。

从这一役往后，清帝国倚重地方练勇的闸门彻底打开。楚军、淮军、川军、黔军陆续登场。枪炮声里，新的武装集团各自为战，谁也不肯轻易交出手中的兵权。“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怀疑，从宫闱传到营帐，成为晚清最后数十年无法愈合的伤口。而1860年那一场本可挽回的京城之殇，不过是漫长溃败中的一次敲钟提醒：当大厦已倾，忠诚与算计之间的天平往往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