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役打的有多好横？唐军以少胜多大败倭国，日本就此臣服千年

（这篇文章有些长，请耐心读完）

今天聊聊一场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战役——白江口之战。

这场仗，如今在教科书里可能只是几行字，在维基百科上也就是一个词条，但它背后的波涛汹涌，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命运。

在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是三个国家在那儿较劲：高句丽、百济、新罗，就是我们常说的“朝鲜三国”。它们的关系有点像春秋战国，今天你跟我好对付他，明天我又和他联手坑你，乱得很。

其中，新罗这个国家挺有意思，它位置在半岛东南角，最早跟北边的高句丽结盟，一起欺负百济和隔海相望的倭国（就是当时的日本）。但后来高句丽越来越强，爪子往南伸，新罗感觉不对劲了，又转头和百济联手对抗高句丽。

这期间，新罗从百济手里抢下了汉江流域这块宝地，一下子连通了黄海，眼光也就看向了西边那个庞然大物——大唐。

大唐，那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光芒万丈。新罗的统治者很聪明，他们立刻抱紧了唐朝这条粗腿。公元643年，新罗派人到长安送信，哭诉说百济和高句丽联手打我，快顶不住了，求天朝上国拉兄弟一把。

当时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位雄主正有经略东北的心思。高句丽占据着辽东和朝鲜北部，一直不太听话，隋炀帝当年三征高句丽把国家都打没了，这笔账唐朝可是记着的。李世民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在公元645年亲自带着十万大军去打高句丽。

可惜，高句丽那边城防坚固，天气又冷，唐太宗没能成功，反而在撤退路上病死了（一说受伤后病重）。他这一死，唐朝这边暂时偃旗息鼓。可百济却趁你病要你命，趁着唐朝打高句丽无暇他顾，又抢了新罗十几座城。

接下来即位的唐高宗李治，性格不像他爹那么刚烈，但维护大唐权威的决心一点也不小。他先礼后兵，给百济王发去正式文书（玺书），命令他把抢的地盘还给新罗。可百济王一看，你爹那么厉害都没把我怎么样，你又能奈我何？根本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在655年又夺了新罗三十多城。这下彻底把唐朝惹毛了。

与此同时，新罗那边一个关键人物发挥了作用，他叫金仁问，是新罗王子，长期在长安当“人质”（其实是外交使节兼留学生），深得唐朝信任。他在中间穿针引线，最终让唐朝和新罗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咱们一起先把百济灭了吧！灭了百济，唐朝军队就能在半岛南部站稳脚跟，和新罗南北夹击，收拾高句丽就容易多了。

这个计划在唐高宗显庆五年，也就是公元660年，变成了现实。

唐朝名将苏定方带着一万三千水陆大军，从山东荣成扬帆出海，直扑百济。新罗的武烈王也带着五千精兵赶来会师。百济哪里是大唐精锐的对手？很快就被攻破了都城，百济义慈王投降，百济事实上灭亡了。苏定方押着俘虏回国领赏，留下部将刘仁愿带着几千唐军驻守百济旧都泗沘城，也就是今天的韩国扶余郡一带。

故事到这里，如果是一般的征服，可能就结束了。但历史偏偏不这么写。

百济虽然亡了国，但人心没全服。百济王族有个叫鬼室福信的将军，是原百济国王的侄子，他是个硬骨头，带着一批死忠退守到白江口上游的周留城，继续抵抗。他知道单凭自己扛不住唐军，于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派人去倭国，把以前在倭国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接回来，立为新王，打复兴的旗号；第二，继续向倭国求援，还把抓到的百余名唐军俘虏当“礼物”送了过去。

倭国那边，正是飞鸟时代。当时的统治者是天皇（齐明天皇，女帝）和她的儿子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百济对于倭国来说，太重要了。从地理上看，朝鲜半岛就像一把指向日本的匕首，而百济一直是日本在半岛上的亲密盟友和文明输入通道。

日本大量的先进技术、文化，甚至佛教，都是通过百济传过去的。如果百济彻底被唐朝控制，日本不仅失去了屏障，可能还会直接面对大唐的兵锋，而且将失去对半岛事务的影响力。

所以，当百济的求援使者到来时，倭国朝廷内部虽然有争议，但主战派占据了上风。他们决定赌一把国运。

公元661年，齐明天皇甚至以“御驾亲征”的姿态，率领大军西行到九州，结果病死在路上。但这并没有阻止战争的步伐。她的儿子中大兄皇子（此时已掌权，称制，后来即位为天智天皇）接过指挥棒，继续向百济派遣援军。先是一批将领如安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注意，资料里前后名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同一人不同记载）率军出发，接着又派了五千人护送扶余丰王子回国。

662年，扶余丰在周留城登基，鬼室福信和倭国军队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抵抗核心。

唐朝这边呢？唐高宗灭了百济后，雄心勃勃，于661年就派大将契苾何力、苏定方（再次出征）等人北上进攻高句丽，想一鼓作气解决这个心腹大患。南边百济的残余势力，就交给了留守的刘仁愿，以及后来被派来支援的另一个厉害人物——刘仁轨。

刘仁轨这个人，出身文官，但极具军事才能，而且性格刚直。他原本是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派到前线“戴罪立功”的，没想到却成就了一代名将的传奇。

南边的战局一度很胶着。鬼室福信很能打，曾把刘仁愿的唐军围困在泗沘城里。刘仁轨和新罗军赶来解围，双方拉锯。北边高句丽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也拼命催促倭国赶紧在南边动手，牵制唐军。倭国于是又派上毛野稚子等人率两万七千人进攻新罗，切断了新罗对唐军的部分补给线。一时间，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战场，唐军都感到了压力。南线唐军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渐渐转入守势。

可就在战局看似对倭国和百济复国军有利的时候，百济内部出大事了。那个能征善战的鬼室福信，功高盖主，和新国王扶余丰产生了矛盾。扶余丰可能觉得这个叔叔权力太大，威胁自己的王位；也可能中了唐军的离间计。

总之，他以谋反的罪名把鬼室福信给杀了。自毁长城！百济抵抗力量顿时士气大跌，人心涣散。这是整个战局的重大转折点。

时间到了663年8月。倭国本土派出的又一批大规模援军即将到达。扶余丰为了显示重视，也为了协调指挥，亲自带领一部分军队离开周留城，前往白江口迎接。

白江口，是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这里河海交汇，地势重要。周留城则由剩余的百济军和倭军联合防守。

唐军抓住了这个机会。唐将孙仁师率领七千援军赶到，与刘仁轨、刘仁愿会合。他们制定了分进合击的策略：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武烈王之子，已即位）率领陆军，从陆路强攻周留城。刘仁轨和另一个唐将杜爽，则率领唐朝和新罗的联合舰队，共一百七十多艘战船，从熊津江进入白江口，准备溯江而上，从水路夹击周留城。

8月13日，唐罗陆军开始围攻周留城外围据点。百济军士气低落，很多城池望风而降。但周留城外围的任存城地势险要，守将顽强，唐军打了一个月都没打下来，周留城暂时保住了。

陆上激战正酣，水上的对决即将上演。刘仁轨的舰队刚进入白江口，就遇上了早已在此等候的倭国舰队。史料记载，倭军战船有八百多艘，密密麻麻地停泊在白沙一带，岸上还有百济的精锐骑兵守卫。倭军船多，唐军船少。但唐军的船，是真正的大型战舰，船体高大坚固，像水上城堡。而倭军的船，很多是为了运兵赶造的小型船只，灵活但单薄。

8月27日，战斗打响了。倭军仗着船多，率先发动进攻，向唐军的阵列冲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上千艘小船像蜂群一样扑向一百多艘巨舰。然而，一接触，劣势就暴露了。倭船太小，士兵需要仰攻唐军高大的船舷，非常吃力。唐军则可以利用高度优势，发射弓弩、投掷火把、拍杆（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砸击敌船的武器）。倭军的第一次进攻很快就被击退，撤回本队。

倭军将领不甘心。第二天，8月28日，他们可能认为唐军人少，只要勇猛冲锋，就能把唐军冲垮。于是，几股倭军舰队争先恐后，没有严整的队形，乱哄哄地再次冲向唐军。这次，唐军统帅刘仁轨展现了高超的战术指挥。他没有硬碰硬，而是指挥舰队灵活变换阵型，左右分开，像一把钳子，反过来把冲进来的倭军船队包围在了中间。

这下倭军可惨了。江口水面不算特别宽阔，几百艘船挤在一起，互相碰撞，掉头都困难。阵型大乱，士兵惊慌失措。唐军战舰在四周用弓箭、火箭疯狂攻击。倭军大将朴市秦田来津，是个猛人，他仰天发誓，咬牙切齿，亲自持刀搏杀，据说杀了数十名唐兵，但最终也战死了。他的勇武改变不了战局。

火攻是当时水战的大杀器，唐军一定用了很多火箭、火船。《新唐书》里那句“焚四百船，海水为丹”，读来真是惊心动魄。四百艘船在燃烧，黑色的浓烟，红色的火焰，把江水都映成了红色，那是血与火混合的颜色。落水的倭军士兵不计其数，大部分淹死或被杀。

站在岸上观战的百济王扶余丰，看到这一幕，知道大势已去，什么都顾不上了，带着几个人坐船狼狈逃往高句丽。

白江口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周留城，守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9月7日，城里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人开城投降。还在百济其他地方的倭军，见核心已失，抵抗无望，也陆续集结撤退，于9月19日全部撤回了日本。

白江口之战，就这么结束了。唐罗联军大获全胜。

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场仗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我说它改变了东亚格局。

第一，它彻底打断了日本向朝鲜半岛扩张的脊梁。 在此之前的几百年，日本一直通过和百济的联盟，深度介入半岛事务，甚至有某种“宗主”的幻想。白江口一把火，烧掉了倭国四万多军队（包括损失和撤退的），烧掉了他们数百艘战船，更烧掉了他们称霸半岛的野心。这场惨败让日本统治阶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们怕什么？怕大唐的报复，怕唐朝海军直接登陆日本本土。所以战后，天智天皇第一件事就是搞防御：在对马岛、在北九州修筑“水城”（一种堤坝式的防御工事，据说可以蓄水阻挡敌军），在濑户内海沿岸修建朝鲜式的山城，还把都城从靠海的难波（大阪）迁到了内陆的近江（今滋贺县大津市）。这是一种战略退缩，从积极的介入政策，转为被动的防御姿态。

第二，它加速了日本学习唐朝、进行“大唐化”改革的进程。 恐惧之后是反思。日本人明白了，自己和大陆帝国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硬件上，船不如人，装备不如人；软件上，指挥、战术、国家组织能力，全面落后。

怎么办？学！更加努力地学！

白江口战败后天智天皇推动的“近江令”，以及后来天武天皇、持统天皇时期制定的“飞鸟净御原令”、“大宝律令”，都是在全面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他们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佛教思想、建筑技术。

可以说，白江口的失败，是刺激日本进行“大化改新”后又一次深度改革的最大外部动力。甚至后来在701年，日本将国号从“倭”正式改为“日本”，也蕴含着摆脱战败阴影、重塑国家形象的心理。

第三，它为唐朝解决高句丽问题扫清了侧翼障碍。 南边百济的抵抗势力被彻底铲除，倭国势力被驱逐，唐军在半岛南部有了稳固的基地（熊津都督府）。这样唐朝就可以专心对付北边的高句丽，不用再担心南北两线作战。

果然，在白江口之战五年后，公元668年，唐朝名将李勣（徐世勣）最终攻陷平壤，灭亡了高句丽。唐朝在平壤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名义上统治着大同江以北的半岛大部分地区。

第四，它间接促成了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这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点。唐朝的本意是灭了高句丽和百济，自己直接控制，或者分而治之。但新罗这个盟友，野心不小。它利用唐朝的力量消灭了两个宿敌，但并不想永远做唐朝的小弟。唐朝在灭高句丽后，重心逐渐西移，去对付崛起的吐蕃，对东方的控制力下降。新罗抓住机会，开始与唐朝发生冲突，史称“唐罗战争”。

最终，新罗将唐朝的势力推回到大同江以北，实际控制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统一新罗”时代。

可以说，白江口之战是新罗借刀杀人、最终坐大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唐军打败倭国和百济复国军，新罗想单独对付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它奠定了此后近千年的东亚政治格局。 战后，日本埋头学习，不再（也无力）挑战中原王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中强日弱”并隔海相望的相对稳定局面。

朝鲜半岛则大部分时间处于一个统一或基本统一的政权（新罗、高丽、朝鲜）控制下，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

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其稳定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白江口之战后开始夯实的。

直到一千年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这种格局才被再次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