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进骨子里的行事底色

讲述一代廉吏孙嘉淦故事的晋剧《名疏记》剧照。　赵明柱　王昱凯摄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对王翱的事迹进行记载。

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官箴言》碑刻拓片。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一方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所立的官箴石静静矗立，见证着数百年来中国吏治文化的深沉积淀。官箴石为草白玉质，质地温润而坚硬，象征着为官者应有之品性。石面镌刻三十六字楷书，笔力遒劲：“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箴言，原出自明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曹端对其学生的谆谆告诫，后经明代山东巡抚年富加以提炼润色，成为贯穿明清两代、影响深远的为官准则。无极知县郭允礼将其刻石立于县衙之内，并非为了装饰，意在以此刻石为镜，警醒自己与同僚勿失为政初心，永葆公正廉洁本色。

　　“箴”字本义为针石治病，引申为规诫、劝告。“官箴”即针对官员行为的训诫与规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先秦以来，治国先治吏的思想便深入人心。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即“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摇木之本，则枝叶必动；引网之纲，则万目必张。君主的首要任务是管理好官吏，官吏清廉公正，则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可治。这一思想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发展，并逐渐形成一套涵盖官员选拔、考核、监察、奖惩等环节的全面而精细的职官管理体系。虽历代王朝更迭，但对官员“公廉”的期待与要求一以贯之，也涌现出许多以公正、廉洁而名垂青史的典范官员。无极官箴石，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吏治文化与价值追求的物质载体与永恒象征。

　　公生明

　　王翱以刚正立标尺

　　明朝吏部尚书王翱，河北盐山（今河北省沧州市）人，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身居要职数十载，始终清正刚直，被誉为“五朝廉吏”，其一生行事深刻诠释了“公生明”的内涵与力量。

　　王翱之“公”，体现为对法度公正的坚决维护。初任御史时，他敏锐察觉到司法体系中的一大漏洞：当时犯罪官员可通过缴纳财物赎罪并恢复原职，此举本有恤刑之意，却在实践中为贪官污吏提供了逃避严惩、卷土重来的通道，严重损害法纪权威与公平正义。王翱不畏权势，及时上奏朝廷，直言其弊，建议“贪墨者只许赎罪，不许复职”，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遏制贪腐之风。这一建议切中时弊，最终获得皇帝采纳。

　　执掌吏部，位居铨选天下之官的要津后，王翱更是将“公”字奉为圭臬，以身作则，竭力抵制请托贿赂之风。为杜绝私人请谒、关说，他常年住宿于衙署之内，很少返回私人宅邸，所有公务均在朝堂之上公开议奏。因此，其宅门之前车马稀少，庭可罗雀，与一般权臣府邸的门庭若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自律，不仅源于其个人品德，更是他深谙吏部乃国家政治生态枢纽，唯有绝对公正，才能为国家选拔贤能、杜绝幸进的清醒认知。

　　王翱之“公”，不仅施于公务，更严于治家。其女婿贾杰在京郊任职，希望调入京城，便寄望于岳父的权势。王翱夫人疼爱女儿，在一次家宴中伺机向王翱恳求，却遭王翱怒斥。为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王翱随后连续十日宿于朝房，直至家人彻底打消此念。女婿调动之事始终未成。另一件事关乎其孙王辉。王辉曾得到一份本不应属于他的秋试准考证，沾沾自喜地向祖父炫耀。王翱见到后，并未因亲情网开一面，他想到寒窗苦读的普通学子晋升之艰难，若考官徇情挤占他人应有的机会，则严重破坏科举的公平性。当即夺过凭证，付诸一炬，并严厉训诫孙子凭真才实学进取，不得存侥幸之心。这两则家事，虽无涉宏大叙事，却如滴水映日，清晰照见王翱将“公”的原则贯彻到骨子里的凛然风范。

　　在明代中期吏治渐趋松弛的背景下，王翱以铁面无私、严于律己的行为，维护了选官与执法的公正性。他的“明”，源于心底无私天地宽，故能明辨是非，洞察秋毫，不为私欲所蔽，不为亲情所困，不为权势所屈，真正做到了以公心行公权，以公权谋公利。

　　廉生威

　　孙嘉淦以清白开新局

　　清代名臣孙嘉淦，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直言极谏和终身清廉而闻名朝野，被誉为“山西清代名臣第一人”。其生平事迹，尤其是那些充满智慧与风骨的逸闻，生动诠释了“廉生威”的深刻道理，展现了廉洁所带来的道德威望与人格力量。

　　“砖头换黄金”的佳话，最能反映孙嘉淦的清廉。据传，孙嘉淦为官数十载，告老还乡时竟无多少积蓄，行装极简。他顾虑自身清贫若为乡邻所知，既损朝廷重臣体面，又恐引人误解朝廷薄待功臣，便命人买了十余口大箱子，装满砖石营造出“满载而归”的假象。消息传至乾隆耳中，素来清廉的孙嘉淦竟“满载而归”，难道晚年失节？遂下令沿途拦截查验。当箱盖打开，满箱砖石赫然在目，查验官员愕然，乾隆得知后亦大为惊诧，急召孙嘉淦问询。孙嘉淦坦然回禀：“臣实在家无长物，唯怕清贫太过有伤朝廷颜面，故以砖石充数。既保全朝廷体统，这些京师砖石亦可留作纪念，寄托臣对朝廷的眷恋。”乾隆听后，感动于其至诚清廉与用心良苦，下令将箱中砖石尽数换为真金白银，以表彰其清德。这则逸事或许有演绎成分，却生动刻画了孙嘉淦在复杂官场中，对个人操守的坚守与对世俗眼光的巧妙平衡，其清廉本色经此一“验”，愈发熠熠生辉，令朝野叹服。

　　孙嘉淦之“廉”，不只于生活俭朴、不贪财货，更体现在恪尽职守、锐意革弊的崇高境界。雍正年间，他受命整顿河东盐政。当时，河东盐池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盐政管理利益交织，弊端丛生。此前由权臣年羹尧兼管，腐败更是积重难返。孙嘉淦到任后，没有坐在衙门听汇报，而是深入盐场、关卡、商户实地察访，很快摸清了症结所在。他发现，朝廷为防贪腐、养廉洁而专门拨付的“养廉银”，被从盐运使到地方各级官员，乃至许多不相干的武职官吏层层盘剥瓜分，完全丧失“养廉”作用。

　　对此，孙嘉淦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了最艰难却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改革。他首先“从我做起”，主动将自己作为最高长官应得的大额养廉银削减五千两，以示决心。随后，顶住压力坚决裁撤盐运使及其下属机构中许多不应享受此待遇的职位份额，并严格规范发放标准。此项改革，一年即为国库节省白银数万两。他深知，根治贪腐不能单纯依赖物质激励，关键在于整肃吏治、加强监管，依靠官员内心的道德自觉与外部的严密法纪共同约束。正因其自身清廉无私，故推行改革时方能理直气壮，令人敬畏，此即“廉生威”的生动体现。

　　晚年，孙嘉淦将毕生为官心得凝练成著名的《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这八约言简意赅，涵盖忠君、谦逊、避争、藏功、务实、慎言、慎独、清廉等多个方面，可谓“廉生威”理念的哲学表达。这份《居官八约》，与无极官箴石的铭文遥相呼应，共同成为古代官员修养的宝贵精神财富。

　　公廉一体

　　治官之道的逻辑与传承

　　“公生明，廉生威”并非孤立的两个信条，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公是廉的目标导向，廉是公的基础保障。为官者唯有廉洁，不受私利牵绊，方能持心公正，明断是非；也唯有处事公正，心无偏私，其廉洁才能自然生发出令人信服的威严与威望。王翱与孙嘉淦，一位侧重诠释“公”的刚直，一位侧重彰显“廉”的清白，但他们身上同样兼具另一种品质：王翱的廉洁是其公正的底气，孙嘉淦的公正则为其廉洁增添了分量。

　　中国古代围绕“公”与“廉”的核心价值，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系统的治官之道与文化传统。在制度层面，从秦代的《为吏之道》到唐代的《唐六典》，再到明清会典，都对官员职责、操守有明确规定；监察体系如御史台、都察院等专职纠劾百官；考核制度如考课、大计等，将官员的清廉、勤政、政绩作为升黜核心依据。在文化层面，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将个人道德修养与为政能力紧密结合；“官箴书”大量涌现并流传，如宋代朱熹的《朱文公政训》、元代张养浩的《牧民忠告》等，成为官员入门和自省的读物；清官文化在民间文学、戏曲中广泛传播，宋代包拯、明代海瑞等形象深入人心，反映了社会对“公廉”官员的深切期盼。

　　一方冰冷的官箴石，两位鲜活的名臣史，穿越数百年时光，共同向我们昭示着“公生明，廉生威”这一跨越时代的真理。王翱之公，在于其执法不阿、不徇私情，将公正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孙嘉淦之廉，在于其一生清俭、以身率下，将廉洁视为人格与威望的基石。他们的故事，是个体品德与操守的辉煌彰显，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对官员群体“公”“廉”期待的集中体现，是“治国必先治吏”这一古老智慧的具象化呈现。

　　为政之道，首重公廉。这不仅是古代社会的共识，对于今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公正，是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官员唯有持心如衡，以公心对待权力，以公义处理事务，不偏不倚，方能明辨是非曲直，确保政策法律的正确实施，赢得人民的信任，实现政清人和、社会公平。廉洁，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基石。官员唯有守身如玉，以廉洁滋养品德，抵制各种诱惑，方能树立不容亵渎的威严，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