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上尉飞行员驾机投奔大陆，落地时有200多弹孔

一九七八年深春的西安阎良，清晨薄雾尚未散尽，61岁的杜道时在机库前驻足。他已调任某航空学院顾问，却依旧保持着每日巡视的习惯。跑道尽头传来活塞发动机的低沉轰鸣，年轻学员对这位老上尉行礼，他抬手还了一下，目光却越过机翼，落在多年以前的记忆里。

“杜主任，那年您真被打了两百多个孔？”小伙子忍不住追问。老人笑而不答，只淡淡地说了句：“飞机落地，人得先站住。”短短十个字，把话题吓得再也飞不起来。年轻人转身跑去报到，留下杜道时的背影缓缓融进晨光。

镜头倒回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傍晚六点左右，徐州机场塔台里的人全都屏住呼吸——他们刚放走一架机身像漏勺般的C-46运输机。油迹顺着弹孔往下淌，塔台记录本上只留一句话：“入境前弹孔二百一十七处，机组平安。”这条稀松平常的值班记录，却牵出了一段跨度三十年的航迹。

若追根溯源，得回到一九一七年正月。山东高唐县南街的杜家诞下一子，族谱为其取名“道时”，望其以家国大道为终生志趣。两年后，巴黎和会耻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北大学生杜友蕖——也就是杜道时的父亲——投身游行，被捕、被校方除名。临终前，他只留下“男儿当自强”四字。这个故事日复一日地在家中流传，成了杜道时最早的课堂。

抗日阴云笼罩时，杜道时正读北平汇文。听闻华北要搞“自治”，他跟着同学冲上街头，高喊“打倒卖国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雪夜，皮鞭与棍棒横飞，他凭着一口气跑出封锁线，从此认准了“救国不靠嘴”的方向。毕业后，无视母亲“考清华”的劝告，他收拾行囊，报考中央航校第九期——“天上还有位置给中国人”。

军校苦练三年，杜道时被编入第八大队。正赶上美国将B-24“解放者”列装国民党空军，精通英语的他被派去美国受训。堪萨斯草原的机库里，杜道时第一次见到那架庞然大物。也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同学刘善本。两人常在宿舍窄小的窗前席地而坐，翻阅一本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刘善本低声对他嘟囔：“延安，或许才是真正的中国。”杜道时皱眉，没有回话，却把书反复读到封皮脱线。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四六年六月，榆林桥的炮火划破夜空，也击碎了杜道时对“和平建国”仅存的幻想。偏偏就在同一天，刘善本飞走了——人没死，只是把B-24直接落在延安东郊。蒋介石痛骂之余，下令收紧空军管理，可裂缝已生，墙体再厚也挡不住暗潮。

一九四七年初夏，杜道时在南京大校场跑道上做完演练，悄声告诉副驾驶金治能：“我不想再替他打中国人。”金治能只回一句：“去哪儿，都跟你。”两人随后联系上胶东的地下党，通过堂弟杜鸣建立秘密通信。可惜，随着延安撤离，西北机场无一能接B-24，计划被迫暂缓。

到了一九四九年，徐蚌会战把蒋介石的底牌打得七零八落，他匆忙把可战之机调往台湾。杜道时随队迁到新竹，官升上尉，但身边悄然多了数双盯梢的眼睛。三月初，又一架B-24从上海飞到了北平，空军本部一纸密令：严防死守，重点监控“可疑人员”，杜道时赫然在列。连配枪都被上级以“集中保养”为由收走，他只得把原定的劫机预案撕得粉碎。

正当局势濒临失控，杜鸣的暗号寄到：信末三个字“祝努力”，意思已无需多言。机会稍纵即逝。四月十七日凌晨四点，新竹桥头灯火尚未熄灭，杜道时着一件机务夹克潜入机坪，与老战友郝子仪会合。333号C-46满油待发，两人跳进驾驶舱，发动双发，如幽灵般滑出跑道。台湾塔台听到“例行校飞”的通话，没起疑心。

飞机先向西南低飞，云层掩护下掠过台海。越过漳州海面时，杜道时拉高到三千米，旋即折向北，沿海岸线疾飞。江南尚在国军手中，防空雷达把他们当自己人放行。直到接近徐州，国民党战斗机呼啸而至。杜道时急降高度，闪避、加速、再俯冲，机腹擦过陇海铁路的蒸汽。追击者燃油不足，半途返航，但留下的炮弹在机身上戳出一个又一个血洞似的缺口。

中午十二点二十分，C-46进入徐州机场上空。按照约定动作，他左右摇翼、放下起落架，并投下一只白色降落伞。可地面高炮连刚挨了好几天空袭，警戒神经绷得紧，一阵火网铺天盖地。杜道时咬牙沉住气，推动座机猛拉侧杆，避开那一片火舌，绕场一周后贴地斜刺进跑道，油门全收，只听轮胎与水泥剧烈摩擦，飞机“蹦”了三下，总算停定。

舱门打开，热浪与焦油味扑面而来。杜道时和郝子仪跳下机，先是把帽子压得齐眉，随后敬礼。守卫的解放军一拥而上，尴尬地帮他们扑打身上的烟尘，连声道歉：“同志，两位受惊了！”到此刻，枪炮声、风声、心跳声才在耳畔渐渐远去。

六日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他们驾驶修好的机体抵达北平南苑。晚七时许，怀仁堂内灯火通明，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人依次与二人握手。周总理把一枚毛主席像章亲手别到杜道时胸前，只轻声道：“欢迎回家。”杜道时挺直脊梁，脑海里闪过父亲在巴黎和会后愤怒抗争的身影，忍不住眼眶发热。

此后几个月，杜道时先在航空局任训练主任，后转入新建的空军学校。十月一日，他与老友刘善本驾驶飞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掠过，银翼在阳光下闪着光。这并非表演，而是实战队形：他们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敌机。只是那一天，北京的天空出奇地宁静。

新中国成立后，杜道时淡出聚光，却始终为航空教育四处奔波。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主持改写教材，把早年在美国记录的B-24手册拆解重编，为国产轰炸机培养了第一代地面教官。文革中也曾挨批，但他咬牙挺住，待局势平稳，再一次回到讲台。陕西省政协换届时，老飞行员被推举为委员，他的发言多谈航空战备、很少涉及个人。

一九九二年二月，杜道时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噩耗传出，空军机关下达通报，老部下自发前往西安送行。灵车缓缓驶过机场，他曾驾驶过的那架C-46模型，安静地摆在灵堂一侧，弹孔的痕迹被精心保留。有人数过，正好二百一十七个——一枚枚提醒着后辈：在那场决定民族命运的飞行中，前方跑道或许并不平整，但方向不容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