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有形之手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李翔李翔）

因为最近读的好几本书里都提到了《The Code》（硅谷密码）这本书，好奇找来读了一下。本来以为对硅谷的历史，已经很难再讲出新意，但读完发现仍然有信息增量。

这种信息增量，来自自于作者对政府在硅谷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补充，“从游戏炸弹机到登月工程，再到互联网的基础知识与其他技术，是公共支出为科学和技术发明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未来好几代初创企业奠定了基础。”用作者的话说：“硅谷，既不完全是一个大政府的故事，也不单纯是自由市场的故事，而是两者的结合。”

话说回来，在各种历史叙事中对于政府之手的重新发现，也是我最近这些年读书和看文章的一个强烈感受。

1.

从头说起，硅谷最早的电子产业就受益于国防工业。

这条脉络可以从 1945年 7 月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那份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开始。1949 年时，布什提出的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的机构也就是后来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成立。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国防支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科研得到了更多拨款，因为当时是物理学在驱动武器研发。硅谷当时的主要产业是为导弹等武器配备的电子元器件，到1955 年，该产业收入达到 80 亿美元，仅次于汽车与钢铁。

当然，还有必须要提到的斯坦福。当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斯特林把特曼（有人称特曼为硅谷之父）从工程学主任提拔为教务长，对大学进行重组，建立起物理学、材料科学与电气科学等专业，“斯坦福大学成为军工复合体的完美实验场。”

1952 年特曼把斯坦福大学的一大片土地拿出来，建了著名的斯坦福工业园。硅谷第一家知名创业公司惠普就是特曼的两位学生在车库创立，然后在斯坦福工业园办公。

当时硅谷的巨头公司是国防供应商洛克希德，这家导弹制造商把巨额政府订单和人才带来了硅谷。

“导弹制造商、支持创业的大学、商业敏感性、人脉、政府资金、精英化的劳动力。许多关键要素齐聚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帕洛阿尔托。”

1958 年，美国建立了 NASA，肯尼迪总统提出登月计划，和前苏联展开太空科研竞争。在导弹研究与登月计划的推动下，1960 年代前半叶美国研发经费占了整个国家预算的 10% 以上。这两个科研方向也都让硅谷获益，硅谷当时的产业包括：雷达、微波设备、晶体管等。

当时硅谷半导体产业的领军者是仙童公司——后来从仙童公司出走的人创办了英特尔和 AMD。1959 年时，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在仙童用硅制造出了集成电路，这就是后来硅谷得名的起源。从仙童成立到人类成功登月，接近 90% 的美国芯片制造公司都诞生在硅谷。

2.

进入半导体时代之后，硅谷更加得天独厚。

在法律服务上，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严格限制律师和客户进行商业交易，但是硅谷的创业公司可以用股票期权来支付法律服务费。这就限制了硅谷的竞争对手波士顿的创业公司获得昂贵的法律服务。

硅谷有高科技房地产开放商，能够为迅速涌入的工程师们开发住宅。

硅谷有好的基础设施。二战前后，当地政府为建设工业基础设施争取到了廉价电力供应，在开采沙子提炼出硅、然后制造集成电路的过程里，都需要大量的电。

然后有高速公路，当地政府拓宽了 101 号公路，又新建了一条 280 号洲际公路。

还有很好的公共教育系统，除了斯坦福大学，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同时，《加利福尼亚民法典》禁止在劳动合同中加入竞业条款。这个规定一直让今天的硅谷创业公司都受益匪浅。

作者说：“波士顿可能有麻省理工和哈佛，还有领导战后电子行业的公司，但没有这么便宜的土地和完备的基础设施…只有硅谷有专注创业的斯坦福大学、滚滚前进的推土机、吵吵嚷嚷的律师事务所、还有沙丘路的年轻投资人。”

半导体时代的硅谷科技领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改变世界。虽然当时硅谷科技公司的产品并不是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但是芯片可以让各种产品从模拟电路转变成数字电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后来提出了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当时说：“我们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几年前蓄着长发和胡须、毁坏学校的那些孩子。”

3.

接下来是个人计算时代，这时候硅谷表现出了反主流文化的一面。这也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一段硅谷的历史：计算机黑客、伟大的乔布斯、统治了软件行业的比尔·盖茨（虽然微软在西雅图，但跟硅谷始终纠缠）……

但是计算机和随后的互联网的出现，也都跟政府之手有关。

1982 年 9 月，DARPA 发布了《20 世纪 90 年代从微电子到人工智能的超级计算防御计划》，为这个项目投入了 6.5 亿美元。作者说：“DARPA 就是美国的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是日本设立的用来规划产业发展的政府部门，一度被认为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推手。

从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硅谷获得的人均国防投资是美国最高的，硅谷 1/5 的经济产值来自航空航天与国防领域。

当时硅谷的科技领袖、英特尔创始人鲍勃·诺伊斯在 1970 年说：“如果你要在密集的车流中平稳驾驶，你最好听警察的话。”

4.

有三项对硅谷创业公司至关重要的法律法规。

第一项是资本增值税设置，这关系到风险投资行业。

1921 年美国设立联邦所得税后，国会对增值税一直采取更低的税率，虽然经历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二战的战时紧缩和战后繁荣，美国政府开支和税收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资本增值税的实际税率一直在 15% 左右波动，最高也只到过 25%（而一度美国最高税级的税率超过 90% ）。

但是到 1972 年时，资本增值税税率上升到了 36% 以上。科技界的游说工作开始全速运转，硅谷的美国电子协会、马萨诸塞州的高科技委员会、商业圆桌会，纷纷开始游说国会山，“称技术行业的高税率正在杀死下金蛋的鹅”。结果是，1978 年秋，卡特总统签署了一项税制改革方案，其中资本增值税率降至 28%。风险投资人和高科技行业赢得胜利。

低资本增值税的效果很明显。从1978 到1980 年，有15 亿美元风险投资流入高科技领域，在此之前，1969 年全美风险投资行业筹集到了 1.7 亿美金，1975 年风险投资行业只筹集到 2200 万美元。

第二项是财务报表中股票期权支出是否要计入损益的法规。

按照规定，公司上市之后向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交的损益表里，常规工资必须计入成本，但一直没有法规要求高科技公司必须计入股票期权。

1993年，监管提出来要禁止股票期权不入账的行为。和资本增值税税率一样，这个问题也激发了科技公司的激烈反抗。最后当时的证监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建议放弃这个提案，只要求公司必须在损益表上增加脚注，标明扣除股票期权后的收益。

股票期权是否要作为成本扣除的记账方法影响很大。举个例子，如果采用新的记账方式，1995 年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网景，收入会下降 300%。（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就是今天著名的 a16z 创始人。）

第三项是加州第211 号方案。作者称之为“硅谷最糟糕的噩梦”，因为 211 方案不仅降低了股价下跌时股东诉讼的门槛，还要求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对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承担个人责任。

同样，这个方案也激发了整个硅谷的反抗。与 211 法案的斗争是 1996 年大部分时间里硅谷的头等大事。安迪·格鲁夫说：“211 法案把整个行业动员起来，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威胁以来就再没出现过。”

5.

一项对此后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至关重要的法规也出现在 1990 年代。

199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信内容端正方案》，其中一条写明：任何网络提供商或平台都不应该被视为第三方在其站点上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

“当互联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向商业活动开放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家们一致同意只进行最低程度的监管，在涉及用户隐私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公司的自律。”

这相当于免除了网络平台和未来的社交媒体/社交网络巨头们对第三方在平台上发表的内容的责任。如果没有这条法规，YouTube、Twitter、Facebook、TikTok…今天可能是另外一个摸样。

6.

谷歌两位创始人布林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研究期间，绝大部分资金来自克林顿时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的一个项目：数字图书馆项目。这个项目设立于 1994 年，由 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和 NASA 共同推动。

还有一个冷知识是，在斯坦福大学，谷歌创始人是在比尔·盖茨捐建的大楼里研究搜索引擎的。

7.

硅谷的历代科技领袖都曾参与政治。

惠普的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英特尔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领导了硅谷对抗日本半导体行业的抗争，其中包括对国会的游说，以及对行业协会的组织。

KPCB的传奇投资人约翰·多尔和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结下了深厚友谊，作者说，这种友谊“体现了 20 世纪高科技界和政治资本之间的亲密关系”。多尔是链接白宫和硅谷的纽带，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约翰·多尔组织了包括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Google CEO埃里克·施密特、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和奥巴马的晚宴。

然后是彼得·蒂尔。中情局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了彼得·蒂尔创办的大数据公司帕兰提尔，蒂尔还在特朗普的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也组织了硅谷商业领袖和特朗普的聚会。

当然，也少不了埃隆·马斯克。马斯克是特朗普第二次总统竞选的重要助力，甚至自己还到白宫中做了个兼职。

总之，在充满了个人主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硅谷，也始终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在背后作为推力。而且，用作者的话说：“硅谷的商业文化是在理着平头的军工研究员和导弹测试的冷战世界中形成的”，硅谷有其反主流文化的一面，但是硅谷保守主义的一面也始终存在。

我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迅速倒向了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