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与一名董事长握手，发现他是已故老战友之子

1984年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五周年庆典上，灯火通明的蛇口码头挤满围观者。那天，许多特区建设者第一次听到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八年后，这句口号见证了又一次格外不同的握手。

1992年1月19日清晨，粤海铁路专列缓缓驶入深圳站。86岁的邓小平扶着车门走下台阶，目光扫过林立的新楼，说了一句“好快”，随行摄影师只捕捉到老人家轻轻扬起的眉梢。对工作人员而言，那更像一句继续前进的动员令。

按照行程，上午要去先科激光公司。车还没停稳，厂房门口早已排起两列欢迎队伍。董事长叶华明身着黑色西装，额角隐约可见白发。他走上前，与邓小平握手寒暄。就在两只手相触的瞬间，邓小平定睛细看，对方的轮廓仿佛让他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军营帐篷。

“你是叶老二吧？”老人的声音既肯定又试探。

“差一位，我排行老四。”叶华明微微欠身。

短短两句，把旁边的工作人员听得一头雾水。邓小平轻拍对方手背，笑声朗朗：“原来是叶华明，小孩子都成大人物啦！”这一幕后来被《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定格，也让外界第一次把“叶挺将军之子”和“激光产业”联系在一起。

时间拨回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叶挺随部队突围未果，被迫远走海外，留下一双幼子与妻子李秀文在东莞老家。第四个孩子叶华明出生在澳门，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只是“墙上那张黑白照片”。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叶挺回国担任新四军军长。家书中他写道：“国难当头，家事且放。”李秀文把信读给孩子们听，叶华明只记住一句，“要长本事，别给中国丢脸”。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遭袭，叶挺被国民党押往湖北恩施。十四岁的叶华明随母辗转桂林，后奉父亲手书来到恩施陪伴。被软禁的日子里，父子常在竹篱旁踱步讨论飞行器，“将来天空是打仗关键”。那年夜里，父亲在泥墙上画下涡轮草图，给少年的好奇点了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假释叶挺赴重庆，暗地继续监管。叶挺趁看守疏忽写纸条让三个子女“去50号找周叔”。少年人谎称买烟，钻进黄包车直奔曾家岩。抵达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见字立刻安排接应。自此，叶华明被送往延安，进入南泥湾子弟学校。

飞机失事噩耗传来是1946年1月8日。延安机场等待的群众散去时，叶华明仍呆坐跑道边。有人安慰，他却只问一句：“父亲画的飞机，还飞吗？”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7岁的叶华明考入北京101中学，再度递交从军申请，希冀当空军。老师提醒他的身份“太特殊”，未获批准。三年后，他被推荐赴哈军工导弹系，导师是陈赓大将。课堂笔记里，他把那幅童年草图复原，旁边标注“制导与末段控制”。

1956年，首批留苏学员名单公示，叶华明名列其中。在莫斯科的四个冬天，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论文题目是《地空导弹防御反射通信技术》，回国时年仅28岁，直接被授予高级工程师职称。军工圈子里汇集了不少红色后代，但像他这样既懂理论又敢下车间的人并不多。

70年代末，国防科研逐步转入“军转民”序列。叶华明看到西方激光光盘技术，判断这会成为信息存储的突破口。1980年，他用自己在科研所累积的全部津贴加上亲友借款，成立先科技术开发公司。外界笑他“离开导弹搞唱片”，他口袋里却常揣一张成本测算表，“一张光盘能装2000万字，比你们手里十几本书都多”。

1988年，先科推出国内第一条激光视盘生产线。邓小平听汇报后说：“这东西能让知识跑得快。”深圳市委把先科列入重点扶持清单，公司在两年内扩张到三条生产线，年产值突破一亿元。

1992年那场握手，让两条原本平行的生命线交叉。邓小平的关切，既是对老战友后人的一句问候，也是一种对市场经济积极探索者的肯定。随后几天，《特区报》陆续报道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成为新标语。先科的订单量翻倍，原材料一度供不应求。

叶华明没有借机炒作父亲的名号，他在董事会上直言：“靠老叶挺吃饭，我一天都不愿过。”同年三月，先科将激光刻录核心技术无偿提供给国有科研院所，换来配套元件稳供。换句话说，他用市场规则完成了一次“联合研发”，让国产光盘在三年后占领东南亚大半市场。

邓小平南巡结束时，站在蛇口工业区码头回望城市天际线，人们只听到一句“看准了走下去”。而那位背影渐行渐远的董事长，也把这句话钉在了会议室墙上。时至今日，先科旧址保留着那张南巡照片。照片里，两代人握手的瞬间凝固，却也记录了技术报国的另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