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不屈不挠的杨安泽

The Relentless Andrew Yang

他热爱解决问题。但如果政治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呢？

作者：Xochitl Gonzalez 摄影：John Locher/美联社（AP）

2026年2月5日

还记得“杨帮”（Yang Gang）吗？2019年，当杨安泽（Andrew Yang）以黑马之姿参选总统时，那些戴着“MATH”棒球帽、支持他的年轻粉丝们？当时，他主打“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即向每位美国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许多人认为他不过是预言大规模失业将由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引发的“未来版杞人忧天”。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如今他的观点已成主流。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中近12%的任务（相当于1.2万亿美元的工资）如今已可由AI完成。去年10月，一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警告称，未来十年内，美国可能因AI和自动化而失去近一亿个工作岗位。技术变革的速度，远超政府、企业和劳动者所能应对的程度。

然而，却鲜有人——更不用说政客——认真讨论全民基本收入。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效的政策，但人们似乎也并未就此展开太多讨论。杨安泽是来得太早了几年？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作为从未参加过任何选举的政治素人，杨安泽凭借UBI纲领和亲民直率的表达方式，成功跻身总统辩论舞台。但他最终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当晚宣布退选。他曾开玩笑说，人们把他当成“来自未来的神奇亚裔男人”，“只想给每个人发钱”。不过他在去年12月接受我采访时强调，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赢得选举：“我的初衷，就是敲响AI警钟，并让全民基本收入成为主流议题。”

他告诉我，每天走在街上都有人拦住他说：“你对AI的判断是对的，我们需要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你说得没错，再参选一次吧。”

他本月出版的新书《嘿，杨，我的一千块在哪？》（Hey Yang, Where’s My Thousand Bucks?）以自嘲幽默的方式回答了过去几年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另一个备选书名，”杨安泽说，“本来是：‘嘿，我是种族主义者，还是你是安德鲁·杨？’”

他认为自己与别的政客不同，原因很简单：他看到问题，就会提出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想法，在政治上都缺乏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人物，他未能赢得足够选民的信任或想象力。其他候选人或许也没提出什么高明主张，但他们的竞选演讲至少耳熟能详；而UBI试图解决的，却是选民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回过头看，你或许会说，至少他提出了某种行动方案——无论针对什么问题。他对我说：“把我们所有人拖入泥潭的美国政治顽疾，就是你其实根本不必真正解决问题。”政客们玩的是“你输我输”的游戏：两党轮流搞砸，再轮番掌权。与此同时，“AI正准备吞噬数千万个工作岗位，但我们却连一场像样的讨论都没有。”

自2019年加州斯托克顿市启动基本收入试点以来，据去年一份由支持UBI的政界人士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已有26个州的72个地方政府尝试了类似项目。报告发现，受助者健康状况和财务稳定性有所提升，压力减轻，且就业率并未下降；在某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参与者甚至在试点期间工作更多了。（当然，也有其他实验效果并不显著。）

当然，UBI成本极其高昂。但更大的障碍在于其政治上的不得人心。专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智库“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创始人罗伯特·格林斯坦（Robert Greenstein）告诉我：“我对杨安泽或UBI支持者毫无不敬之意，我一直钦佩他们的热忱。”但他随即补充道：“他们对历史关注得不够。”

相比现金援助，美国人更支持实物福利，比如食品券（SNAP）。就连失业保险这类福利，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申领。格林斯坦指出，UBI在政治上“连第一垒都没上到”，因为“一个政党不愿向任何人增税，而另一个政党则不愿向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增税”。

杨安泽对此并无异议。他说，政客们害怕得罪科技巨头的金主，尽管一些科技公司CEO（如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伊）自己都承认政府应该对他们征收更高税款。

杨安泽表示，共和党人通常讨厌UBI，因为它是个庞大的福利计划，而且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收入起点为零”的体系。（但他也指出，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我都反对他，但他确实意识到把钱交到民众手里是好事”，所以总统才会发放“婴儿债券”并提议关税退税支票。）

但他认为民主党人更糟。“如果你对民主党人说：‘嘿，我们向AI公司征税，把这笔钱直接给民众、家庭、被取代的工人怎么样？’很多民主党人会立刻说：‘不行不行不行！这笔钱最好投到学校去。’”他形容民主党是最后一批制度主义者，不断往各种项目和系统里砸钱，却从不质疑这些系统是否真的有效。他们也不必费心另辟蹊径，因为一旦选民厌倦了共和党，除了回头投民主党，别无选择。

而杨安泽，自然又有另一个解决方案。

Kevin C. Downs / Redux

杨安泽健谈、高大、友善，而且非常聪明。我说过他健谈了吗？但他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客——尽管他曾参选总统，也在2021年竞选过纽约市长（在民主党初选大部分时间里领跑，最终排名第四）。他不会逢迎讨好，也不会刻意让你“感到被看见”。他只是不停地讲——自信、数据驱动。和他待在一起，就像在晚宴上坐在你朋友那位话痨丈夫旁边。饭局结束时，你为朋友高兴，也为自己松了口气。

去年12月的这次见面并非我第一次与杨安泽交谈。几年前，我曾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无偿发言，那个会议正是他创办的“哈德逊河谷思想节”。杨安泽总是在发起新项目——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党。

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他先在一家公司律师事务所短暂工作，随后加入一家失败的初创公司，又转战科技行业，之后进入Manhattan Prep（一家备考辅导公司）工作，并最终成为其CEO。这份将高材生源源不断送入研究生院—白领职业流水线的工作，让他开始质疑一个将最优秀人才集中在少数城市和行业的体系。于是他创立了“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一个招募大学毕业生前往美国二三线城市初创企业工作、并培训他们自己创业的非营利组织。

他为此筹集了数百万美元资金，并获得奥巴马政府的赞誉。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该项目成效甚微：运行十年后，仅有约十几家初创企业在目标城市存活，雇用了约150人。“安德鲁总是提出宏大的构想，热衷于反复琢磨并宣传它们有多棒，但他从不深入考虑所有细节，”前员工克里斯·兰达（Cris Landa）对《纽约时报》说。

到2017年杨安泽离开“美国创业”、投身总统竞选时，他痴迷的“宏大构想”已变成全民基本收入。按他自己的标准，这场竞选堪称成功：他让人们开始讨论未来可能有上百万卡车司机失业的现实。但这也让他陷入“绝望”。

他意识到自己的信息未能打动足够多的选民。他会发表关于劳动力市场趋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演讲，但即便听众觉得有趣，也无法与民主党传统的工会、女权等“掌声点”竞争。他告诉我，他曾试图用“理论上描述客观现实、理应重要的失业数据”来说服人们，但大家真正想要的，是把他的信息塞进部落化的语言里，简化成一句：“特朗普很坏。”

“我本可以说任何数字，”杨安泽说，“但都没用。离开竞选之路时，我有种下沉的感觉：‘天啊，我们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更远了。’”

竞选显然失败了，但杨安泽却将其视为推动整个政治体系改革的动力。他加入了倡导排序复选制（ranked-choice voting）的组织FairVote董事会。2021年，他退出民主党，与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迈克尔·S·威尔纳（Michael S. Willner）共同创立新政党“前进党”（Forward），自称是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替代选项。据其官网称，目前已有71位民选官员（包括市长和国会议员）与该党有关联。但如果你还没听说过“前进党”，杨安泽自有解释。

2020年，杨安泽被CNN聘为评论员。他说自己本可在2021年续约，但在宣布成为独立人士后，合约被撤回。他声称，尽管45%的美国人自认是独立选民，但一旦他脱离两党体系，电视网高管就认为他“失去了价值”。（CNN向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回应称，这一决定是基于杨安泽“有意创立并领导一个政党”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不过，他很快收到了大量福克斯新闻的出镜邀请。“他们老问我：‘嘿，安德鲁，你退出了民主党，他们是不是特别烂？’我就说：‘我不认为共和党是答案。我认为整个系统都需要改革。’”

2024年，杨安泽支持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参选总统。菲利普斯因担忧拜登总统年事已高、民望低迷而挑战其党内地位。杨安泽说，民主党人的反应是：“我们要抹黑这个人，毁掉他的声誉”，因为“他竟敢插队参选——他可是我们内部等级序列里的第54号人物！”杨安泽称之为“体制性的背后捅刀”。更令他愤怒的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最终决定不发布一份选举后的深度检讨报告。

“我对那份检讨报告只有五个字，”杨安泽说，“早该他妈的办一场初选。”（ “Should’ve. Held. A. Fucking. Primary.”）

当人们在街上拦住杨安泽，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时，很多时候他正身处纽约市Garment District——他新成立的手机服务公司Noble Mobile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杨安泽在去年9月融资超1000万美元后推出了这家公司，目前已拥有数千名用户。我去拜访时，这栋不起眼大楼的电梯里贴满了邀请邻居参加公司圣诞派对的传单。

“普通美国人之所以感到悲伤，主要有两个原因，”杨安泽说，“当然还有更多，但我们就说两点：第一，他们每月存不下多少钱；第二，他们花太多时间盯着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所说的‘悲伤矩形’（指手机屏幕）。”

Noble Mobile依托T-Mobile网络，资费相对低廉，接近欧洲用户的月付水平。杨安泽说，他的目标是效仿好友马克·库班（Mark Cuban）通过Cost Plus Drugs降低处方药价格的做法，重塑手机套餐市场。此外，公司还鼓励用户减少“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加剧社会极化的力量之一”——只要用户当月未用完全部流量，就能获得最高20美元的返现。据杨安泽称，这一机制使用户在使用服务的第二个月平均手机使用时间下降17%。去年，公司还在全美举办了一系列“禁手机派对”：有舞池、主题鸡尾酒，甚至铺了几英寸高的草坪——一块牌子上写着：“摸摸青草吧（Touch grass）。”（杨安泽20多岁时曾做过派对策划人；这种本能显然从未消失。）

他将这家公司视为其政治工作的自然延伸，包括他对UBI的倡导：“多年来，我职业生涯的核心就是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他在一份新闻稿中写道。但现实让他意识到，“政府行动太慢了。”在《嘿，杨，我的一千块在哪？》一书中，你能感受到他几乎不敢相信创办这家公司竟如此容易——至少比起改造政治体系而言。

杨安泽说，他“每天都”被人告知“你当初是对的”，但他坚称自己并不沾沾自喜。AI仍将继续摧毁工作岗位。在政治上，他对“前进党”仍抱希望。他指出，年轻人对政党的忠诚度远不如老一辈。当我问及他是否可能在2028年再次参选时，他故作神秘，只说这个问题他也“每天都被问到”。《嘿，杨》一书的结尾，几乎可被解读为一份未来竞选宣言：在穿插着俏皮话之间，杨安泽描绘了一个贫困已成为历史、工作周更短、技术服务于人而非相反的美国愿景：“在一个充斥着数字、数据和金钱的世界里，我们的人性能拯救我们吗？我依然抱有希望。”

但眼下，杨安泽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份更便宜的手机套餐。他似乎对此感到满足。可我却忍不住有些沮丧。杨安泽环顾四周，看到无数美国人即将失业；他提出了解决方案，挽起袖子，投入数年光阴奋力一搏——最终却发现，政治从来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政治，就是政治本身。

作者简介：索奇特尔·冈萨雷斯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她是小说《安妮塔·德·蒙特最后大笑》和《奥尔加在梦中死去》的作者，并入围了2023年普利策评论奖的最终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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