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货郎”救下三千名红军将士，政府曾6次组织寻找！

1934年那年冬天，伏牛山冷得能把人骨头缝里都冻裂了，红二十五军几千号人困在山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粮弹紧张，山谷里一片死寂。很多小战士趴在石头上写家信，开头都是：“爹娘见信如面，孩儿可能回不去了……”

谁都没想到，这支后来走出刘志丹、程子华、郑维山等一大批将领的队伍，会被一根扁担和一个货郎，从绝境里硬生生带出去。

那个货郎，叫陈廷贤，要不是后来全军六次找人、地方党史一遍遍核对，陈廷贤这个名字，很可能就埋在卢氏县一个普通工人的档案夹里，没人知道他曾经干过什么天大的事。

1912年的一个深秋，陈廷贤出生在山西晋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

“穷”是啥样？父亲早早去世，家里只剩一副快被风吹倒的土墙、一床打着补丁的破被、一堆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咳嗽就喘不上来气的娘。

十二岁那年，家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娘塞给他一个布袋：“你出去要点口饭吃，活一个算一个。”

他先一路往南，去了晋南。那地方是比老家好一点，可讨饭的多，能剩下来的饭就少，他白天挨家挨户敲门，有人给一碗糠，有人扔几块冷硬的窝头。

别人是边走边吃，他舍不得。小心翼翼揣在怀里捂热了，留着转头喂最小的弟弟。

十四岁，他跟着表哥去了盐井，给人挖盐，下井就是一整天，盐水泡得皮糙肉烂，很多人脚底板溃烂得见骨头，他抹一把眼泪，第二天又跳下去，因为不下井，就得回家看弟弟妹妹饿肚子。

干了几年盐，又听说卖糕点能挣几个钱，他又跑去糕点铺给人当学徒，和面、烧火、洗盆子，从最粗笨的活儿干起。师傅嫌他笨，骂他“榆木疙瘩”，他晚上趁大家睡了，在案板上反复练捏花、搓条。

有一次，师傅出门，他照着样子烤了一炉桃酥。炉门一开，香味窜出去老远，街上的孩子们扒在门缝往里看，师傅回来尝了一块，哼了一声：“勉强能卖。”

从那之后，他挑上扁担，装满自个做的糕点，开始在豫晋之间跑集卖货。

运城、三门峡、卢氏，甚至更偏的山村，他都走过。羊肠小道、乱石坡、密林深涧，他一趟一趟地跑，哪里有水源、哪块石头踩上去会滑、哪条路夏天下暴雨会塌方，他用脚底板一点点记下来。

穷人求生，有时候就是靠这点“路感”。

谁也没想到，这一点点攒下来的路感，有一天会救下三千条命。

1934年冬，红二十五军悄悄朝豫西一带推进，这支部队挺特殊，很多战士是鄂豫皖苏区打出来的孤儿，一身破棉衣、脚上草鞋，最小的还是半大孩子，军长程子华，看着他们就像看着自家弟弟妹妹。

按照原计划，红二十五军是要从河南卢氏附近穿过伏牛山，往陕南方向去，和西北根据地接上，可他们刚一踏进卢氏地界，就发现事情变味儿了。

国民党早就算准他们有这手，几路人马提前布好了口袋阵。

几个关键关口——五里川、朱阳关——被敌军死死扼住，山下暗堡、山上明哨，枪炮压着路口，后面还有追兵穷追不舍，北面是冰冷到能人直接僵在水里的黄河。

能走的大路，全被堵死了。

山谷里，炊烟都不敢冒，怕被敌人发现。红军战士嚼树皮、煮草根，有的孩子夜里肚子饿得疼，蜷着身子抖，一边抖一边还在背部队发的“抗日救国”传单。

程子华几天没合眼，最后咬牙拍板：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必须有人去找路。

侦察兵悄悄放出去，一队一队地摸上山，让他们找当地人打听小路，问题是，那会儿国民党把“红军要分田地、要抢人小孩拉壮丁”的谣言放得满天飞，老百姓怕得很，看见穿灰军装的就闪，一句真话都不敢多说。

就在这个当口，几名侦察兵在山腰看到一个身影：破棉袄，肩上扁担，两头挂着笼屉，喘着粗气往坡上爬。

货郎，这俩字对当时的农村人来说，几乎等同于“这人路熟”。

几个侦察兵对视一眼，冲上去把人拦住。有人紧张地说：“老乡，我们不抢东西，我们是……从外地来的队伍，迷路了，想问问这附近的山路。”

那人起初戒备，眼神在他们身上来回打量。

肩上扛枪的，是娃娃脸，冻得嘴唇发紫，还憨憨地笑着从怀里掏出一点干粮递给他：“老乡，你先吃口。”

他低头，看见他们脚上草鞋边缘全是血印，鞋底都磨穿了，还是挤在一起取暖，那一瞬间，陈廷贤心里那点警惕慢慢散了，他知道这帮人不是拖家带口的土匪。

“你们是红军吧？”他声音很低，带点试探，侦察兵面面相觑，没否认

“好。我带你们走”他把挑了一路的糕点放到一边，跟着侦察兵进了红军临时驻地。

程子华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人不简单，不是因为穿得怎么样，而是眼神里有种又怯又倔的劲儿，典型的穷苦老百姓眼里那种“认了”的硬气。

简单问明情况后，陈廷贤把伏牛山附近的地形在地上用树枝一点点画出来：“大路你们肯定走不了，五里川、朱阳关都有埋伏，往这边，有条放羊人走的小道，从山梁背后绕过去，能贴着山脊钻出去，直接下到陕南那边。路难走，人多不好挤，不过能躲开敌军。”

几句话，基本把整个破局方案给捋出来了。

夜里，红军立即紧急调整，轻装简行，收拢队伍，陈廷贤走最前面，扁担横在肩上，一步一试地踩着前头的路。

那条路，真不是给成千上万部队走的，是当地放羊人、打柴人踩出的一线天小道。

一边是山壁，一边直接是深沟和悬崖，有时候，几乎只能侧着身子一点点蹭过去，稍微脚下一滑，就是掉下去粉身碎骨。

白天，队伍就缩在山洞、乱石背后，压低声音不说话，夜里，借着微弱的星光，一串串人影跟着扁担的轮廓挪动。

有战士摔倒，枪从山坡上滚下去，发出细微的撞击声，大家一齐屏住呼吸，陈廷贤回头，趴在地上伸手去够，手背被石头磋得血肉模糊，还是先把枪推回到战士脚边，再缓慢起身。

遇到山涧，他先下去探路，摸清了借哪块石头能起脚，再回头一个个扶人，遇到灌木挡路，他拿扁担一头拨开枝条，自己身体先探出去，把最难走那一段替别人踩实。

三天三夜，红二十五军就这样像一条灰色的细线，在敌军的封锁圈外缘悄悄游走。

等翻过最后一截山梁，前面出现陕西方向那片开阔地时，很多战士当场就坐地上了，鞋底贴着土，眼眶发红，他们活着走出来了。

也就是这支被货郎带出去的队伍，后来才有机会继续北上，1935年抵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成为西北红军的重要力量骨架。

突围成功那天，程子华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叠银元掏出来，足足有两百大洋，拉着陈廷贤的手：“老乡，这条命，是你帮我们挣回来的，这点钱不多，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你拿去补贴家用。”

两百大洋，在那个年代，对一个货郎来说，是一辈子都难攒下来的数。

可他只是愣了一下，随即拼命摇头，手往后缩：“钱我不能要。你们是给穷苦人打天下的，我带路，算不得啥，这钱，你们留着买粮、买药。”

两人就这么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让步，最后，程子华叹了口气，收回钱，从挎包里摸出一张白纸，蹲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又郑重盖上了军队的红章。

“那钱你不收，这个你得收下。”

纸一折，递过去，上面写着的是：“你是共产党的人。”

那会儿的“党员证明”，远没有今天的手续繁琐，也谈不上什么组织关系转接。可对他们俩来说，这就是一纸誓约。

回家之后，陈廷贤把纸条塞进屋梁缝里，连娘都没敢说。

他知道，这东西在今天，是“光荣”；在那个鬼天气里，被民团、国民党抓到手，就是“通共”的铁证。

后来消息不知道哪儿走漏的，卢氏一带的民团找到了他，天没亮就把他从炕上拖起来，五花大绑扔进城隍庙后面那间破屋里。

几天几夜，拷打没停过，上刑的手法，老百姓都懂：夹手指、烫脚板、吊起来打、泼冷水。问的只有一句话：“你给红军带没带路？”

他嘴里只剩一个说法：“不知道。”

被打得人事不省了，就往脸上泼一盆凉水，醒了继续。到后来，嗓子哑得发不出完整的音，他还是摇头。

第四天，民团的人看他快不行了，又什么都问不出来，只能骂骂咧咧地把他往外一扔。

他一路爬回家，浑身血糊糊的。娘一看，瘫地上哭到喘不过气，他躺炕上昏过去，睡了整整三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伤口，而是翻了半天屋梁，摸到那张纸条还在不在。

找到那张纸，他才真正松了口气，纸上那个模糊的红印，是他心里唯一不肯放的东西，他不会拿这张纸去换什么好处，却拿它当成一条看不见的规矩来束自己。

后来日本人来扫荡，村里很多房子被烧了，他家的屋梁也塌过两次，他冒着烟冲进去抢东西，娘以为他是去拿粮，其实他心里惦记的是那一纸“证明”。

最后那次大火，房倒屋塌，纸条也没有了。

等新中国成立，他的生活终于从挑扁担走山路，变成在国营副食品厂揉面、烤饼，人还是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活也照样利索，领导看他踏实，安排他当了个组长。

五十年代末，有一次单位开政治学习，大家轮流讲自己“跟党走”的经历，听着听着，他心里那根弦又动了。

散会后，他悄悄找到厂里的党支部书记，说自己有件事憋了二十年想说。

书记推了推眼镜：“啥事？”

他支支吾吾了一阵，才说：“我年轻的时候，给红军带过路，军长给了我一张纸，说我是共产党的。”

书记愣了愣，眼睛一下亮了：“那可是好事！那你这组织关系得补上啊！”话说到这里，气氛一下热起来了。可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把气氛又浇灭了。

“那张纸呢？”

他低下头，声音低得快听不见：“那年鬼子扫荡，房子烧了……连那纸一起烧没了。”

书记长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没凭证，就不好往上报啊，”后来，他又试着写过入党申请，把当年带路的经过一条条写进纸里，有人相信，有人皱眉，也有人在茶馆里悄悄议论：“没照片、没纸条、没证人，谁知道是不是真事？”

他也不解释，照旧早起晚归，和面、烤饼，开会让干啥干啥，对他来说，那张纸虽然烧了，但心里的那句“你是共产党的人”没散。他把入党没批下来，当成是“组织还没找到我”，而不是“我不配”。

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1980年代初，解放军开始系统编写红二十五军军史，写到1934年卢氏突围那一段，所有老兵都提到一个人：挑扁担的货郎。

有人回忆说：“没有那个货郎，我们大概就被消灭在伏牛山了”可问名字，就糊涂了。“陈什啥”“山西人”“会卖糕点”……线索全是零碎的。

程子华那时候已经是老将军了，谈起这桩旧事，还是会抹眼镜，他一遍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那个人，得想办法找到。”

从1983年开始，军委和地方一起找人，资料里记的是“陈廷贤”，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跑到地方干部嘴里，变成了“陈延献”“陈廷现”，偏差不大，却足够让线索一找就是空。

小范围摸排、查户籍、跑山西晋城、跑河南卢氏，前前后后六次，都是无功而返。

直到1985年，军史工作组在一次地方档案整理中，终于碰到了一份职工档案——卢氏县副食品厂，职工陈廷贤，已于一年前病逝。

“货郎”的真正名字，这才终于和当年军史上那根扁担对上号，可等人找到陈家，陈廷贤已经走了一年。

他临终前，躺在小小的土房里，神志恍惚，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交代：“等我死了，把我埋到党校旁边，头朝着党校，脸冲着红军走过的山路，我想天天看着他们走。”

一个连党证都没领到的人，到最后还惦念着“离党近一点”。

这个遗愿，当地政府给他圆了，1986年，卢氏县在党校旁边的公墓安葬了他，为他立了一块新碑。碑石不高不大，干干净净地刻着：“陈廷贤，1934年红二十五军突围引路人，共产党员。”

这一次，没有人再质疑他是不是在“编故事”，也没人再用“没凭证”来堵他，一个扁担，一段山路，三千多条命，加上半个多世纪默不作声的坚守，终于换来这六个字。

很多英雄身上，有枪、有刀、有战功；陈廷贤身上，只有一根扁担、两只茧手，和一句早就被火烧掉的“证明”。

可他帮红军挑过去的，不只是那几年伏牛山的山道，还有后来整整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