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领一个营800人进攻，最后仅剩22人，营长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1988年9月14日上午十点，北京西郊的军委礼堂里灯光格外明亮。授衔典礼进入尾声，银灰色的肩章上那颗中将星徽刚被整齐地别好，六十七岁的赵兴元在礼堂门口迈步时，短暂地停顿了一下。身旁老战友见状，压低声音问：“老赵，想起啥了？”赵兴元微微摆手，“配水池。”只有三个字，听者却瞬间沉默——那是四十年前血与火留下的烙印。

时间拨回到1948年10月12日清晨，锦州北郊仍笼着薄雾。辽沈战役已进行整整一个月，东北野战军准备对锦州主阵地发起总攻。但在指挥部的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圆圈被红色粗线重重框出，那就是配水池高地。谁都清楚，拔不掉这颗钉子，后续的兵团冲击就会被侧翼火力撕碎。

赵兴元所在的第3纵队7师20团1营，此时编制八百人。他接到命令时并未多说，只在战士们面前摊开简易沙盘，手指点了点那片凸起：“我们得把这块石头搬走，其余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语气平静，却没人敢掉以轻心，因为侦察分队带回的照片表明，配水池已被国民党守军加固为封闭式碉堡，钢筋混凝土墙厚达一米，外围壕沟布满雷障。

上午八点整，一连为突击分队，率先越壕。战士们贴地匍匐，钢盔擦着铁丝网，“咔”地一声巨响，壕沟里埋设的炸药被遥控引爆，火球腾起。冲锋号没停，赵兴元趴在指挥沟内，望着爆炸后的尘雾，拳头捏得死紧。火光稍歇，他跳上壕沿，挥手示意二连迂回右侧，自己则带着机枪组向左翼压上。

敌军火力并不只在碉堡里。高地后方临时修起的半圆形掩体架着两挺美制十二点七毫米重机枪，封锁了正面接近线路；阵地上空不时盘旋的AT-6教练机则从低空俯冲扫射，投下破片弹。赵兴元在无线电里简短地喊：“团首长，手榴弹，越多越好。”语毕挂断。十几分钟后，支援连扛着竹篮赶至，整整两千枚手榴弹，全营都闻到硝味里夹杂的炸药甜味。

午后，双方短兵相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配水池外围那排六栋砖房被赵兴元抢占，他把尚能战斗的七十余名官兵塞进每栋屋子，让轻机枪、步枪交叉射击。敌方不甘示弱，先后组织二十余次反突击，甚至尝试出动两辆轻型坦克强行突破。白磷弹在砖墙上炸开，火苗顺着木梁迅速蔓延，屋里温度飙到极限。赵兴元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端起冲锋枪冲到门口，拽下手榴弹拉环，扔出后大喝：“跟上！”他的嗓音被爆炸吞没，可最先冲出的五名战士都紧紧跟在后面。

天黑以前，国民党守军的抵抗突然松动，原来右翼的两个排被东野炮兵的百余发试射击穿火网，只好向中心收缩。赵兴元抓住间隙，亲自带着余下不足三十人摸到高地侧壁。距离地堡十米，他低声叮嘱：“一个也别落下。”一句话毕，所有战士同步拉弦，手榴弹如流星连珠般砸向射孔。混凝土被震出裂纹，碉堡内传来慌乱的呼喊：“别打了，我们投降！”赵兴元抬枪，冷冷回一句：“出来，放下武器。”

22时，高地硝烟未散，搜检结果统计，守军两百余人缴枪，机枪、迫击炮完好。赵兴元站在碉堡顶部，一脚踩在破碎的水泥板上，眼前却是黑压压的战场废墟。参谋拿着小本子凑来，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营长，活着的……二十二人。”赵兴元没吭声，整整半分钟，他把军帽压得更低，然后快速转身下高地，开始清点遗体，直到天边泛白。

配水池被拔掉三十一小时后，锦州城门失去侧后火力支撑，在10月14日黄昏前彻底陷落。辽沈战役态势瞬间扭转，东北战场走向尾声。战后总结会上，20团团长谈及高地攻坚时忍不住说：“要不是赵营的二十二根钉子钉死那口碉堡，锦州多撑一天，咱们就得多流几百人血。”

自此以后，“第二凡尔登”成了配水池的别称，墙体坑洼仍在，弹痕深浅不一，后来接触到的人都会惊叹那场攻坚的惨烈。但对于赵兴元，提起那三个字，总伴随沉默——太多名字永远留在高地背后。

1951年春，赵兴元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此时他已经是副团长。上甘岭战役打响前夕，他在简报上批注一句：“阵地再小，也有生死线。”短短几年，他先后升任团长、师参谋长，至五十年代末成为师长。九次负伤、两次特等功、无数嘉奖，不少媒体用“传奇”去形容其军旅生涯，他本人却更在意配水池那张战损表：800减到22，空白处全是姓氏，不能抹去。

1988年晚秋，授衔解散后，赵兴元走向礼堂外的梧桐树，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当年的弹片风。有人悄声提醒该去合影，他摆手示意稍等，然后抬头望了一会儿灰蓝的天空。那天风很大，军帽檐下的皱纹被拉得更深，目光却透亮得像二十二面未降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