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安倍晋三的凶犯不服一审判决的背后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在日本，围绕刺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致死案的司法进程，舆论的波纹并未随一审落槌而止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奈良地方法院的无期徒刑判决刚刚落定，被告山上彻也方面就表示不服，要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律程序继续向前，而社会情绪却像被反复翻搅的水面——尚未真正沉静。

这起案情本身并不复杂：2022年7月8日，奈良市街头选举演说现场，凶犯自制枪支、近距离射击、前首相当场倒下。地点是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前，本是日常人流交错的城市节点，却在瞬间变为震动全国的历史场景。法庭所要处理的，是一桩目标明确、后果极端严重的故意杀人案件。

但是，真正撕扯日本舆论的，并非“是否有罪”，而是“如何理解动机”。辩方不断强调，被告的家庭曾因母亲深陷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而陷入长期经济崩塌，巨额捐款像慢性抽血，使少年时代的生活基础被掏空。在这种叙述里，枪击案不再只是政治暴力，而被包裹进“宗教相关虐待受害者”的框架：一个人并非单纯加害者，而是长期结构性伤害的产物。

这种“受害叙事”一旦进入法庭，伦理层次立刻变得复杂。人们很容易在同情与恐惧之间摇摆——既对个人早年的困境产生理解，又对以暴力终结他人生命的行为本能排斥。评论场上甚至出现一种危险的滑坡：仿佛只要背景足够悲惨，暴力就能被“解释”到某种可接受的边缘。

然而，司法的冷峻之处，恰恰在于它必须在情感洪流之外站稳。社会可以讨论宗教团体与家庭悲剧之间的关联，可以反思制度对弱势个体的保护是否缺位，但法庭首先面对的是行为本身的边界。如果动机的痛苦足以大幅稀释责任，那么所有极端行为都可能在“我也曾受伤”中寻找出口，法律的确定性将被侵蚀。

这并不意味着背景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本案迫使日本社会正视两个层面：其一，宗教组织运作与家庭经济破裂之间是否存在监管盲区；其二，当个人长期处在怨恨与孤立之中，社会支持网络为何未能及时接住他。这些问题指向预防，而不是对既成暴力的宽宥。

上诉程序肯定会继续的，判决的法理争点也许会被进一步推敲。但对社会而言，更长远的考题并不在刑期数字，而在如何同时守住两条线：一条是对生命与公共安全的底线保护，绝不为政治暴力留下灰色地带；另一条是对隐蔽伤害机制的持续修补，避免新的怨恨在阴影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