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2年来新疆兵团，59年因忙工作儿子得了脑膜炎，成了一生的愧疚

文/ 谌慧 于婷 李文卓

（宫翠英口述）1952年8月，山东莱阳的街头贴出了新疆军区招兵的告示，像一束光，照亮了我藏在心底的“军营梦”。

那时我才16岁，满心满眼都是穿军装的模样，一门心思想报名，没半点犹豫。

父亲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劝：“四儿啊，你还是个娃娃，新疆那么远，千里之外，我们当爹娘的怎么放得下心？”

可我铁了心，梗着脖子说：“只要能当兵，去哪儿我都愿意！”任凭父母、亲友怎么劝说，我都不肯动摇。最终，家人拗不过我的执拗，我如愿报上了名，成了村里唯一一名奔赴新疆的女兵。

临走前的最后一顿饭，母亲包了我最爱的饺子，却因为还在生我的气，一口没动，只是红着眼眶，一遍遍地给我塞衣物。

我攥着母亲的手，强忍着泪水，转身踏上了西行的征程，怀揣着少女的理想，奔赴遥远的新疆。

去新疆的路，漫长而颠簸，一走就是两三个月。先坐火车到西安，再换乘敞篷大卡车，一路向西奔赴迪化（现乌鲁木齐），最后由部队接应，辗转抵达阿勒泰地区。

当汽车在茫茫戈壁滩停下，我们下车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眼前一片荒芜，黄沙漫天，连一棵树、一抹绿色都见不到，风刮在脸上，像小石子砸得生疼。

“就要在这样的地方扎根吗？”大家心里都犯着嘀咕，手上却没闲着。

我们挖芦苇当床垫，砍树枝搭简易窝棚，在荒野里刨出一个个地窝子，铺一层干草，就是我们的住处。白天开荒劳作，晚上挤在地窝子里，听着窗外的风声，硬是让荒芜的戈壁上，升起了袅袅炊烟。

因为从小能歌善舞，我被分配到六军十七师二十一团，成为一名文艺兵。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演出条件简陋得令人心酸，只有一把破旧的手风琴伴奏，我们几个文艺兵唱几首歌、跳几支舞，就凑成了一台慰问晚会。

可每当看到干完重活、满身疲惫的战士们，因为我们的演出露出笑容，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

除了排练节目、下连队慰问，我们还要挤出所有业余时间干农活、建营房——背石头盖房、挥着坎土曼种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治沙治碱，活儿永远干不完，每天累得倒头就睡。那时我作为新兵，每月津贴只有9元钱，省吃俭用，头3个月硬是攒下20元寄回山东老家，只想让父母放心，让乡亲们知道，我在部队过得很好。

奔赴阿勒泰的路上，部队派了一批男兵接应，我就是在那时，遇见了后来的丈夫唐永贵。

他出身革命家庭，踏实可靠，还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在我心里，他是最优秀的军人，是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1955年，我们向组织递交了申请，领取了结婚证，简陋的地窝子，就是我们的婚房。

宫翠英和唐永贵1955年的结婚照

不久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我在遥远的新疆，有了自己的小家。

后来，唐永贵带头报名加入支垦队，我带着两个孩子，打包好铺板被褥，告别了住惯的地窝子，一同前往阜北农场（现十二师二二二团）。

那里比阿勒泰更荒芜，放眼望去，只有红柳、芦苇丛和无边无际的沙漠，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唐永贵担任连长，整日泡在田间地头，忙得脚不沾地；我被分到建筑队，搬砖、和泥、盖房子，一天下来浑身酸痛。

我们俩都顾不上家，只能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常常十天半个月才能去看一眼。

现在想起那些日子，满心都是愧疚——我们只顾着每天埋头干活，却忽略了最该守护的孩子。

1958年我大儿子出生了。我满了产假，我老头儿就调到八一钢铁厂盖房子，我就把我这个满月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了。全托白天不接，晚上也不接。

我跟我老头就在八一钢铁上盖房子。送托儿所这几个月，半年把房子盖好了，交了工，下午我们两个就回家了。

一回家我们俩就到托儿所接我的孩子，到那时，一个阿姨在那儿抱着我家孩子要打针。

我一看就问，我家娃娃咋了？她说你看你家孩子正发烧，烧了四五天，青霉素都压不下去。

我和老头就赶紧把他接回家，接回来第二天，我们坐的第一趟车到医学院门诊去看这医生，医生说，你看这孩子都快不行了，你们这当父母的怎么才送来。我老头说我们半年没有回来。

医生说你们赶紧报小儿科，小儿科一看呢，烧成脑膜炎了。报病危啦，大儿子可怜哪。

孩子保住了性命，却因为脑膜炎落下了终身后遗症，一辈子痴痴呆呆。

这份愧疚，像一根刺，扎了我一辈子。我无数次想，如果当时我能多陪陪孩子，能早点发现他生病，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大儿子。

我这辈子的遗憾太多了。那年4月份，是春耕播种的时间，当时忙的很。

我那小儿子是9岁半了，5月3号那天，吃罢中午饭以后，他出去玩了一会儿回来，我发现他拉肚子了。

我就带他到医院去，小儿科就把我小儿子收下了。办完手续以后，他就出去玩去了。后来走到路上，碰见个护士说，你的娃娃呢？

我说，娃娃出去玩去了。他说，你找他回来打吊针啊。

我说好啊，我就到处找，最后孩子自己跑回来了。

挂上吊针后，打了不到一半儿，儿子就打死了，这真是要了我的命了。我9岁半的儿子，就那一会会儿功夫就给我打死了。

后来这医院开会，讨论怎么办？

我那老头那个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说那孩子是我的，你就把这个医生枪毙了，或者劳改了，我的小儿子也活不了。还把他的家庭也破坏掉了，他的家庭这就完了。

干脆叫他写个检讨，在医院做深刻的检讨。这件事最后也就算过去了。

如今，我已经87岁了。一代代兵团人接续奋斗，曾经荒凉的戈壁变成了绿洲，茫茫荒漠上崛起了一座座兵团城市。

我也从黑洞洞的地窝子，搬到了通水电、通燃气的新楼房，用上了电冰箱、大彩电，再也不用过饥一顿饱一顿、终日劳作的苦日子。

团场党委时常来看望我，还协调医疗队帮我看病，晚年生活安稳而温暖。

时光匆匆，我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姑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媪，可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扎根戈壁的坚守，永远刻在我心底。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坚定地说：“假如回到16岁，我还是要当兵，还是要去新疆！”

只是这一次，我会多陪陪我的孩子，少留一点遗憾。

【后记】

宫翠英的口述，是一代兵团女兵的人生缩影——有少年意气的奔赴，有扎根戈壁的坚守，有岁月馈赠的安稳，更有藏在心底、半生未愈的愧疚。这份真实与厚重，比赞歌更动人，比传奇更有力量。

十六岁，她不顾家人反对，从山东奔赴新疆，告别烟火故乡，扎根荒芜戈壁。没有像样的住处，就挖地窝子安身；没有充足的物资，就省吃俭用度日；既是传递温暖的文艺兵，也是躬身劳作的建设者，把最美好的青春，洒在了屯垦戍边的热土上。

她的坚守，是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的生动写照，是平凡人在时代浪潮中，书写的不凡答卷。

而那份对大儿子的愧疚，让她的形象更显真实立体。她不是完美的英雄，只是一位被时代使命推着前行的母亲，在“建设边疆”与“守护家庭”的两难中，选择了前者，却留下了终身遗憾。

这份遗憾，无关对错，只是那个艰苦年代里，无数兵团建设者的共同无奈——他们以小我赴大我，以牺牲换新生，用自己的遗憾，换来了兵团今日的繁华。

如今，戈壁变绿洲，地窝子换楼房，当年的艰辛早已远去，但兵团精神从未褪色。

宫翠英的一生，诠释了坚守的意义：所谓坚守，不是毫无遗憾的抉择，而是明知有遗憾，依然选择奔赴；不是无所畏惧的鲁莽，而是心怀牵挂，依然扛起责任。

她的愧疚，是母亲的柔软；她的坚守，是军人的担当；她的无悔，是兵团人的赤诚。 回望那段岁月，我们既要铭记兵团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壮举，也要读懂他们背后的遗憾与牵挂。

正是这份有血有肉的坚守，这份兼具担当与柔软的初心，才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让荒漠之上，绽放出最美的希望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