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沙飞枪杀日籍医生被枪决，执行前最后一句话：要我跪下吗？

一九五〇年二月的清晨，石家庄西郊的荒地被薄雾笼着。押解队伍停下脚步，木枪架已经搭好。沙飞站在寒风里，审视四周，嗓音嘶哑却清晰：“还要我跪下吗？”这句问话随后被枪声截断，也把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九岁。

他本来是镜头后的人。二十年前，广东开平的富家少年任光瑾第一次摸到照相机，像被闪光吸住魂魄。很快，他给自己取了个意气风发的笔名——沙飞，意即“踏沙而行，振翅高飞”。一九三六年，他在上海美专上学，偶遇鲁迅，拍下那组为后世一再刊印的遗像。从此他认定，相机不是玩具，而是武器。

淞沪战火点燃后，南京已危在旦夕。沙飞在茶楼里看报，当看到“八·一三”三个大字时，扶着桌角沉默了很久。第二天，他带着那台五块大洋淘来的白朗宁相机，只身赶往广东南澳岛，拍下了第一批前线照片。片子送到香港报馆，同行看原片时惊呼：“这小子拼命啊！”这句评价像勋章，也像预言。

他永远忘不了在阜平山区见到的那位身形清瘦、眼神透亮的红军将领——聂荣臻。老总爽朗一笑，把缴获的法制相机递过来：“别寒碜，拿去干活。”从那天起，晋察冀根据地的烽火与百姓的泪水，被沙飞一卷卷定格。临战夜，他蹲在战壕口，闪光一亮，炮声随即盖过快门的咔嚓。胶片洗出，刀光弹雨几乎溢出画框。

这一时期，他患上肺结核，还染上了难以名状的焦躁和幻听。医生建议静养，他偏要扛着相机往前线钻。有人劝，说命要紧。他摆手，“片子不拍下来，谁信咱们流了多少血？”

婚姻却在背井离乡的年月里断裂。妻子王辉在潮汕做地下交通员，孩子寄养香港。家书一封接一封，都是埋怨与牵挂。两口子终于在延安重逢，握手时一句“咱们还算夫妻吧？”让周围战友忍不住侧过脸去。归队后，他给妻儿拍了合影，底片偷偷藏在棉衣里，那是他唯一一次把镜头对准自己。

抗战胜利，三晋大地却仍未太平。连年奔波使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夜里常惊叫“鬼子来了”。一九四八年后，他被送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主治大夫叫津泽胜，日本人，三十出头，口音未改，却日日为八路老兵作手术。津泽胜念叨最多的是白求恩的名字，“医生要救人，不分国界。”听在病房里的沙飞耳中，却像刀划铁片，刺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午后，沙飞忽然情绪剧烈波动。他从枕头下摸出那支驳壳枪，曾经拍照和自卫两用的老家伙，这一次对准了无防备的津泽胜。枪响，医生当场倒地。守门卫兵涌入，他没有抵抗，只把热烫的枪口放在床头，安静举起双手。

案件很快移交军法处。调查结论显示：作案动机混杂着对侵华罪行的仇恨与妄想症。聂荣臻接到报告，沉默许久，在判决书上写下批准二字。纸张传到囚室，沙飞反复抚摸那几笔，泪水沿颧骨滚落。他说：“老总都写了，我认。”

行刑前的夜里，他向警卫要来洗净的衣裤，又细心折好一包底片，托人交给《晋察冀画报》编辑部。那是他最后的遗言：“可别让它们受潮，胶片比我命长。”

一九八六年，医学鉴定确认沙飞当年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随即宣布撤销原判。文件到他墓前时，石家庄已是春暖。草坪上散落着市民拍照的快门声，那声音像极了他当年按动快门的节奏。

沙飞倒在冰冷土地，留下两万余张底片和五个孩子。生前，他曾写过短句——“摄影即枪，光便是子弹。”他没有想到，真正带走他性命的，是另一支枪。可是，那些凝固在胶片上的光，对后来的人来说，比他自己活得更久，也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