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首辅，被《明史》盛赞为“中兴柱石”的李贤

有明一代，名臣辈出。提起于谦，人人肃然起敬；说起张居正，后世褒贬纷纭；至于严嵩、严世蕃，更是家喻户晓的奸佞符号。

但很少有人真正记得，在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两场天崩地裂的浩劫之间，在皇权反复、奸臣当道、人心惶惶的最黑暗时刻，有一个人，以一己之力，稳住朝堂、整肃吏治、安抚天下，他就是李贤。

《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极高，却在民间故事、戏曲小说里几乎隐身。他不事张扬，不结党羽，不图虚名，一生只做一件事：在最乱的时代，做最正确的事。

李贤生于永乐六年，宣德八年进士及第，年仅二十五岁。那正是明朝国力尚盛之时，外无强虏压境，内无流民四起，朝堂虽有纷争，大体还算清明。

年轻的李贤学问扎实、为人端谨，初入官场便以清廉、务实、敢言著称，先后在地方、户部、吏部任职，一步步积累资历与声望。 他本可以像多数同期官员一样，平稳升迁、安度一生。可命运偏把他扔进了历史的漩涡中心。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爆发。 明英宗朱祁镇轻信宦官王振，御驾亲征，五十万精锐全军覆没，文武百官战死大半，皇帝本人被俘。瓦剌大军直逼北京，大明朝堂一片混乱，有人主张南迁，有人意欲投降，人心崩溃，国本动摇。 那一刻，是于谦挺身而出，力主坚守，拥立郕王朱祁钰即位，组织北京保卫战，挽狂澜于既倒。

而此时的李贤，已在朝中担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亲身经历了这场国难。他看着百官奔逃、京师戒严、军民泣血，也看着于谦以文臣之身，披甲临阵，指挥若定。 这场巨变，深深刻进了李贤的骨血里。

他看清了三件事：

第一，宦官乱政，足以亡国。

第二，关键时刻，唯有风骨与实干能救国家。

第三，朝堂之上，最可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斗、猜忌与权力倾轧。

北京保卫战胜利，瓦剌退去，大明暂时稳住。可谁也没想到，更大的浩劫，还在后面。 景泰帝在位八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国家渐渐恢复元气。

但皇位继承的矛盾，早已埋下巨雷。

被瓦剌放回的明英宗朱祁镇，被弟弟景泰帝软禁在南宫，形同囚徒。而景泰帝自己的太子早夭，身体日渐衰弱，储位空虚，人心浮动。

一群野心家嗅到了机会。

武将石亨、政客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秘密勾结，发动夺门之变，深夜砸开南宫，拥明英宗复辟，一夜之间，皇权易主。 复辟之后，便是残酷的清算。

在徐有贞等人的构陷下，一代忠臣于谦、内阁首辅王文被以“谋逆”罪名处死，抄家、株连，天下冤之。

史载：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京城内外，人人自危。官员们要么依附新贵，要么闭门自保，要么仓皇辞官，朝堂变成了权力野兽的猎场。 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大势力，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横行无忌。

他们构陷异己，打压清流，贪赃枉法，气焰滔天。大明朝堂，再次陷入深渊。 就在这样恐怖、黑暗、人人自危的时刻，李贤没有逃，没有附，没有沉默。 他以吏部侍郎的身份，留在了漩涡最中心。

很多人劝他：于谦都被杀了，你再正直，也挡不住这群豺狼，不如辞官归隐，保全性命。

李贤只回了一句：“君父在上，国家多难，何忍离去？” 他不是鲁莽的死谏之臣，他比谁都清楚：硬碰硬，只会白白送死，于事无补。真正的救国，是活下去、站得住、握实权，一点点把朝政扳回正道。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隐忍待机，以柔克刚，在虎狼环伺之中，守住底线，积蓄力量，等待拨乱反正的一天。 夺门之后的内阁与六部，几乎全被石亨、曹吉祥一党控制。

李贤因为声望高、能力强、作风正，英宗本人也对他十分信任，很快被提拔进入内阁，兼任吏部尚书，成为朝廷核心重臣。 这是极高的权位，也是极险的深渊。

石亨、曹吉祥视他为眼中钉，不断排挤、构陷、造谣，甚至多次在英宗面前诋毁，想把他赶出朝堂，甚至置之死地。

李贤的应对，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典范： 一不结党，他不攀附任何势力，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不搞地域朋党，始终以国家、朝廷、法度为唯一立场。在满朝文武要么依附石亨、要么依附曹吉祥、要么明哲保身的环境里，他是唯一的独立派。

二不妥协，但凡石亨、曹吉祥提出违法乱纪、滥用私权、构陷忠良的事，他一律在朝堂、在内阁、在皇帝面前，公开反对，据理力争。他从不私下妥协，也不背后捅刀，只以道理、法度、事实说话。

三不避祸，别人怕得罪权贵，噤若寒蝉；李贤偏偏敢言人所不敢言。他多次上疏，直指时政弊端：宦官干政、武将骄横、赏罚不明、吏治腐败、民力困敝等等，每一道奏疏，都戳中当权者的痛处。

英宗虽有复辟之昏，却并非完全昏聩。他亲眼见过亡国之危，也深知于谦之冤，内心对石亨、曹吉祥的跋扈早已不满。李贤的正直、沉稳、远见，让他在无数投机小人中，显得格外可靠。

英宗常对近臣说：“李贤既忠且能，遇事不欺，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的人。” 正是这份信任，让李贤在数次生死危机中，得以保全。 他不是没有被陷害、被下狱、被罢官的风险。史书中多次记载，石亨、曹吉祥联合党羽，罗织罪名，必欲除之而后快。每一次，都是李贤以坦荡无私、毫无私弊的立身之本，加上皇帝的信任，硬生生扛了过去。

李贤隐忍多年，不是为了苟活，而是为了一击制胜，彻底清剿奸佞，还天下清明。 他很清楚：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这三个人，权力再大，根基都在皇帝的信任。一旦皇帝醒悟，他们便会瞬间崩塌。

而他要做的，就是一点点唤醒皇帝，一步步剪除奸党羽翼，最终让皇权回归正道。

第一步，先瓦解“三巨头同盟”。徐有贞野心最大，与石亨、曹吉祥互相争权，矛盾重重。李贤利用他们内部倾轧，不动声色，推波助澜，最终徐有贞先被罢官、流放，奸党内部先乱。

第二步，集中打击武将之首石亨。石亨恃夺门之功，骄横跋扈，私蓄党羽，遍布朝野，甚至威胁皇权。李贤不断向英宗揭示石亨的贪腐、僭越、结党、欺君，一件件、一桩桩，证据确凿，情理分明。

英宗的猜忌与不满，日积月累，终于爆发。天顺三年，石亨以谋反罪下狱，不久死于狱中，其党羽被一网打尽。

第三步，清除宦官曹吉祥。石亨倒台后，曹吉祥自知危在旦夕，竟铤而走险，策划谋反，妄图废立皇帝。事泄，英宗震怒，下令抓捕。 李贤在内阁镇定调度，协助皇帝迅速平定叛乱，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党羽尽数诛灭。

至此，夺门之变后把持朝政的三大权奸，全部覆灭。 整个过程，李贤不居功、不张扬、不报复，始终以国家法度为准绳，以稳定朝局为第一要务。他没有借机扩大株连，没有搞政治清洗，更没有趁机独揽大权，而是一边清除奸佞，一边整顿吏治，安抚人心，恢复秩序。

当满朝文武还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时候，李贤已经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修明政治、精简冗员、严惩贪腐、减轻民困、安定边防、举荐贤才。 天顺朝后期，大明朝堂风气焕然一新，百姓渐得安息，边防趋于稳定，国家从连续动荡中，慢慢走出阴影。

《明史》对此评价极为恳切：“自夺门变后，事多纷更，贤力为整顿，百度修明，天下赖以安宁。”

很多人以为，能在残酷政治斗争中活下来并获胜的，一定是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权谋家。

李贤恰恰相反。他一生最大的特点，不是“狠”，而是正；不是“诡”，而是实；不是“私”，而是公。

他在内阁多年，手握官员进退大权，却从不徇私、从不报复、从不任人唯亲。 他最被后人称道的，是知人善任、爱惜人才。一代名臣姚夔、王翱、崔恭、刘定之等人，都是经他举荐、保护、重用，才得以施展抱负。

他对官员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清廉、是否能干、是否为民。谁有才干，哪怕曾经与自己意见不合，他也大力提拔；谁贪腐无能，哪怕是权贵亲信，他也坚决罢斥。

当时有人劝他：你身居首辅，何不培植自己的势力，结党自固，以求长久？ 李贤正色回答：“君子立身，惟义所在。若树党自固，是小人行径，我不为也。”

他不仅严于律己，更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英宗晚年，一度想大兴土木、宠幸近侍、沉溺享乐，李贤多次上疏，直言规劝，毫不避讳。 他说：“陛下在位，宜以安民为念，以节用为先，以近贤为务，以远佞为戒。”

英宗虽有时不悦，却始终敬重他、信任他，甚至在临终前，拉着太子的手，特意叮嘱：“李贤，天赐朕的忠臣，汝当重用之。” 成化二年，李贤病逝，享年五十九岁。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达，极尽哀荣。

《明史·李贤传》对他的评价，在明代阁臣中，属于最高等级：“自三杨以来，得君最专，持正最久，贤而已。”“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初公认的名相标杆。史官把李贤放在他们之后，视为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第一人。

他见过最辉煌的大明，也见过最惨烈的崩溃。他辅佐过被俘的皇帝，也辅佐过复辟的皇帝。他与忠臣于谦同朝，也与奸臣石亨、曹吉祥周旋？他在血雨腥风中不弯脊梁，在大权在握时不谋私利。

这样一个人，论功业，足以挽救国运；论品德，足以垂范后世；论智慧，足以成为千古士大夫典范。

可为什么，他远不如于谦、张居正、海瑞等人出名？

原因很简单：他的人生太“正”，太“稳”，太“干净”，没有戏剧性的悲剧，没有惊世骇俗的言行， 他不偏激、不狂放、不惨死、不传奇，只是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把国家治理好。

他没有高呼“粉身碎骨浑不怕”，却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他没有留下震古烁今的文章，却把清明政治、安稳民生，留给了后世；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死亡，却以一种最体面、最圆满、最无愧于心的方式，走完了臣子的一生。

《明史》用一句话总结他的一生：“持正镇俗，朝野倚重，海内晏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