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深秋,济南郊外的黑风口寒气刺骨。一座土坯小屋透出微弱的灯光,一名日本青年蹲在炕沿替发烧的婴儿敷冷毛巾。屋主看得心疼,递来一只热乎乎的高粱馍。青年接过,没说一句话,只深深鞠躬。他叫山崎宏,二十七岁,身份是逃兵,已在中国土地上漂流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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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更早。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日本全国抽丁。山崎宏是东京医科专门学校的高材生,原本只想做个乡村医生。哥哥已成家,轮不到再上战场,他咬牙换上军装,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兽医队。踏上青岛码头那一刻,他就预感到好日子完结了。石家庄、德州、济南一路行军,他看见大火、尸体、哭声,看见同袍将婴孩举在枪刺尖上嬉笑,那一瞬,学医救人的信念彻底崩裂。1942年深夜,他趁岗哨昏睡翻墙出营,身无分文,往东狂奔。
第四天,他倒在齐河县一户农家门口。七旬农妇以为来的是要饭的汉子,吩咐儿媳:“快,把湿衣裳扒了,换干的!”山崎宏只会零星汉语,干脆装哑巴。几天热汤热饭,他活了。临走前,他把仅剩的怀表压在炕头,却发现桌上已放着便装和干粮。农妇摆手,比划了一个“走吧”的姿势。多年后提起那一幕,他常说:“那才是救命恩人。”
离开齐河,他一路乞讨到济南,混进日军仓库当临时守库员。巡逻队长叮嘱:“中国人敢伸手,直接击毙!”可轮到他值班,只要听到窸窣声,就装睡。1944年11月夜里,三个小伙偷毛毯被铁丝勾住,他索性抱起整捆毛毯丢出窗外。小伙子惊呆了,躲在暗处半晌才蹑手蹑脚进门。双方四目相对,他压低嗓子比划:“快走!”巡逻兵脚步临近,他把三人藏到木箱后,自己拉响警铃引开注意。自此,山东小伙郝守成、李宝山、秦子龙认他做兄弟,还硬把他带回村里拜了干爹干娘。老两口一句“这孩子也是命苦”,又替他张罗婚事。新媳妇是从唐山逃荒来的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儿。山崎宏给孩子起名“山雍蕴”,取“雍和包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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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驻鲁日军陆续遣返,山崎宏却递交了自愿留华申请。在当地绸缪坝,他与妻子合开小诊所,西医搭配草药,赤脚跑村串户。付不起诊费的穷苦人,他就记在“天账”,账本始终空白。诊所入不敷出,邻里谁家多做了窝头,总要给“山大夫”留两个。遇到深夜敲门,他背起旧药箱,点盏煤油灯,寒冬也照走不误。
报恩与赎罪的执念越来越深。1949年10月,济南和平解放,新生政权号召医务人员公办公营,他把诊所、药柜、器械统统交给县卫生院,自己领了每月八十三块六的工资。此后的二十多年,工资未涨,他也没开口。日本亲属误以为他已葬身异乡,专门立了衣冠冢。1952年,他写信回国:“弟弟尚在,欠中国一条命,必须还。”家人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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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外务省特派员来华,见到山崎宏后邀他返国。“听说你在这儿挣得少,还常被人叫‘鬼子’。何必自讨苦吃?”他笑了笑:“他们恨的是旧日本。我不走,才配说‘对不起’。”这句话让大使无言以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哀。几乎同时,日本老家的哥哥寄来电报,央求他回国团聚。原本批下的探亲许可就等他起程,可他提笔写信:“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那“家里”,指的是他认同已久、血脉相连的中国。直到当年冬天,扶着妻女的泪眼,他才踏上返日船只。哥哥为他安排月薪三十万日元的诊所职位,他摇头,“我不过借来看看,心里惦记的,还是黄河以北的病人。”三个月后,他拎着一台打折的十四英寸彩电和十几公斤医学书籍折返济南。那些书连夜送进市图书馆,他自己仍住旧房、吃馒头咸菜。
1980年代,他把日本政府每年寄来的养老金一分不少地捐给本地小学,又自掏腰包买来心电图机送进卫生院。2008年汶川地震,他和女儿各寄去积蓄,“救命钱,该花在救命人身上。”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提笔写下七个字:“明月有光人有情。”
2010年12月1日,山大夫在济南弥留,终年一百零二岁。遗嘱上只有一句话:“把我交给医学院,也算最后一次行医。”翌日,遗体按约捐出。如今,济南一些老人提起童年,仍记得夜半敲门声后那个驼背小老头举灯进屋,轻声说:“别怕,我来了。”没有人再叫他“鬼子大夫”,更多人只知道,他是救过自己、也救过父辈的一位医生。山崎宏几十年如一日,依靠对生命的敬畏与对良知的倔强,完成了个人的赎罪,也验证了善良跨越国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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