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总理逝世，一老头给日本寄了封信：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

1944年深秋，济南郊外的黑风口寒气刺骨。一座土坯小屋透出微弱的灯光，一名日本青年蹲在炕沿替发烧的婴儿敷冷毛巾。屋主看得心疼，递来一只热乎乎的高粱馍。青年接过，没说一句话，只深深鞠躬。他叫山崎宏，二十七岁，身份是逃兵，已在中国土地上漂流了两年。

追溯到更早。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日本全国抽丁。山崎宏是东京医科专门学校的高材生，原本只想做个乡村医生。哥哥已成家，轮不到再上战场，他咬牙换上军装，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兽医队。踏上青岛码头那一刻，他就预感到好日子完结了。石家庄、德州、济南一路行军，他看见大火、尸体、哭声，看见同袍将婴孩举在枪刺尖上嬉笑，那一瞬，学医救人的信念彻底崩裂。1942年深夜，他趁岗哨昏睡翻墙出营，身无分文，往东狂奔。

第四天，他倒在齐河县一户农家门口。七旬农妇以为来的是要饭的汉子，吩咐儿媳：“快，把湿衣裳扒了，换干的！”山崎宏只会零星汉语，干脆装哑巴。几天热汤热饭，他活了。临走前，他把仅剩的怀表压在炕头，却发现桌上已放着便装和干粮。农妇摆手，比划了一个“走吧”的姿势。多年后提起那一幕，他常说：“那才是救命恩人。”

离开齐河，他一路乞讨到济南，混进日军仓库当临时守库员。巡逻队长叮嘱：“中国人敢伸手，直接击毙！”可轮到他值班，只要听到窸窣声，就装睡。1944年11月夜里，三个小伙偷毛毯被铁丝勾住，他索性抱起整捆毛毯丢出窗外。小伙子惊呆了，躲在暗处半晌才蹑手蹑脚进门。双方四目相对，他压低嗓子比划：“快走！”巡逻兵脚步临近，他把三人藏到木箱后，自己拉响警铃引开注意。自此，山东小伙郝守成、李宝山、秦子龙认他做兄弟，还硬把他带回村里拜了干爹干娘。老两口一句“这孩子也是命苦”，又替他张罗婚事。新媳妇是从唐山逃荒来的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儿。山崎宏给孩子起名“山雍蕴”，取“雍和包蕴”之意。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驻鲁日军陆续遣返，山崎宏却递交了自愿留华申请。在当地绸缪坝，他与妻子合开小诊所，西医搭配草药，赤脚跑村串户。付不起诊费的穷苦人，他就记在“天账”，账本始终空白。诊所入不敷出，邻里谁家多做了窝头，总要给“山大夫”留两个。遇到深夜敲门，他背起旧药箱，点盏煤油灯，寒冬也照走不误。

报恩与赎罪的执念越来越深。1949年10月，济南和平解放，新生政权号召医务人员公办公营，他把诊所、药柜、器械统统交给县卫生院，自己领了每月八十三块六的工资。此后的二十多年，工资未涨，他也没开口。日本亲属误以为他已葬身异乡，专门立了衣冠冢。1952年，他写信回国：“弟弟尚在，欠中国一条命，必须还。”家人泪流满面。

1972年9月，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外务省特派员来华，见到山崎宏后邀他返国。“听说你在这儿挣得少，还常被人叫‘鬼子’。何必自讨苦吃？”他笑了笑：“他们恨的是旧日本。我不走，才配说‘对不起’。”这句话让大使无言以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哀。几乎同时，日本老家的哥哥寄来电报，央求他回国团聚。原本批下的探亲许可就等他起程，可他提笔写信：“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那“家里”，指的是他认同已久、血脉相连的中国。直到当年冬天，扶着妻女的泪眼，他才踏上返日船只。哥哥为他安排月薪三十万日元的诊所职位，他摇头，“我不过借来看看，心里惦记的，还是黄河以北的病人。”三个月后，他拎着一台打折的十四英寸彩电和十几公斤医学书籍折返济南。那些书连夜送进市图书馆，他自己仍住旧房、吃馒头咸菜。

1980年代，他把日本政府每年寄来的养老金一分不少地捐给本地小学，又自掏腰包买来心电图机送进卫生院。2008年汶川地震，他和女儿各寄去积蓄，“救命钱，该花在救命人身上。”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提笔写下七个字：“明月有光人有情。”

2010年12月1日，山大夫在济南弥留，终年一百零二岁。遗嘱上只有一句话：“把我交给医学院，也算最后一次行医。”翌日，遗体按约捐出。如今，济南一些老人提起童年，仍记得夜半敲门声后那个驼背小老头举灯进屋，轻声说：“别怕，我来了。”没有人再叫他“鬼子大夫”，更多人只知道，他是救过自己、也救过父辈的一位医生。山崎宏几十年如一日，依靠对生命的敬畏与对良知的倔强，完成了个人的赎罪，也验证了善良跨越国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