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英镑买屈辱！卡拉马过境点每日上演的人道灾难必须终止！

以色列正在将巴勒斯坦人离开约旦河西岸的唯一通道“武器化”，把卡拉马过境点变成了一个实施日常控制和人格贬损的系统。

在一月的寒风刺骨中，凌晨4点，我踏上了从伯利恒前往耶利哥的道路，只为了能赶上第二天从安曼起飞的航班。

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一段漫长而充满屈辱的旅程。

卡拉马（Karama）过境点——字面意为“尊严过境点”——是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通往外界的唯一门户。与加沙地带的拉法过境点一样，这里原本应是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如今却沦为一种被武器化的压迫工具，系统性地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行动权。

在巴勒斯坦一侧的关口外，汽车排起的长龙绵延超过2.5公里。我们要乘坐的出租车号码排到了2290号。

因为要赶飞机，我和朋友不得不弃车步行进入巴勒斯坦一侧的候车大厅。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千上万的人——学生、工人、朝圣者、探亲访友者，清一色全是巴勒斯坦人——正绝望地试图挤上公交车。

大厅里，有些人因绝望而决定取消行程。幸运的是，他们把票递给了我们——1100号和1101号，这帮我们跳过了半条队伍。

尽管如此，等到我的号码出现在屏幕上还是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下午2点30分左右，我们登上了前往以色列一侧的巴士。

在以色列关口外，八辆巴士排成一列，人们在这个沙漠边境的中间地带艰难喘息。

两个小时后，只有三辆巴士获准进入以色列检查站，其余的巴士（包括我们那辆）全被遣返。然而荒谬的是，所有人的行李已经被送往了约旦一侧，而行李的主人却被拦在了身后。

第二天，我不得不从凌晨3点出发，重复这一完全相同的旅程。

我再次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些满脸倦容、神情破碎的人，他们被迫在大厅里或街边的帐篷中过夜。这一次，我“只”花了8个小时就抵达约旦赶上了航班。为了避开犹太定居点，这段全长仅120公里的旅程，总共耗费了我36个小时。

巴勒斯坦和约旦之间的地理边界长度仅有几十公里。由于约旦与以色列1994年签署的和平条约，自然过境点被隔离成单一地点；而《奥斯陆协议》更是人为地拉长了实际过境距离，该协议将约旦河西岸外部边界的控制权留给了以色列。

因此，卡拉马过境点本质上是由以色列当局炮制的一个系统。他们通过检查站和巴士转运系统，将原本极短的地理边界，变成了一个延伸的控制政权。

整个约旦河西岸只有一个出口，且被人为地设置重重障碍与负担，这构成了通过基础设施和“安全安排”实施的事实上的围困。

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困在一扇随时可能关闭的大门之后，且这种关闭毫无预警，完全无视他们的时间、需求或尊严。

卡拉马过境点是一个由三方当局控制的边界，对于试图穿越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里充满了安全风险。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着第一道关卡，它滑稽地位于耶利哥市中心。试图离开的巴勒斯坦人被迫在大厅里等待数小时，具体时长完全取决于以色列允许多少辆巴士进入他们的检查点。

随后是以色列检查站，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最神经紧绷的环节。这里设有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专门办公室和审讯人员，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下令进行现场审讯。

在这里，最好的情况是再等上几个小时，接受盘问然后放行。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同样的审讯程序可能导致被遣返并被任意禁止旅行，或者直接被捕并通过现成的囚车转移到以色列监狱。

接下来等待的是约旦护照管制处。在这里，巴勒斯坦人被分成两组：一组被允许直接进入约旦，另一组则将接受约旦情报官员的盘问。

这第三重当局现在可以强迫你等待，并就工作、个人背景以及对约旦统治家族和政权的立场进行审问。有些情况会导致在安曼的约旦情报总部接受进一步审讯，内容涉及他们在巴勒斯坦内部政治中的角色、与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

尽管卡拉马过境点通常被描述为巴勒斯坦人通往世界的门户，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由巴勒斯坦管理政权、以色列殖民实体和约旦针对性情报系统组成的“激光迷宫”。巴勒斯坦人只能将自己交给运气，祈祷自己不会被转运进牢房。

与过境点的承载能力相比，旅客数量庞大，加上繁琐的搜身和行李检查、各种费用税收以及不断变化的工作时间，导致这段旅程的耗时比洲际飞行还要长。

通常边境口岸都有固定的时间表，但这个混合过境点的运作时间比标准工作日还要短，甚至有些日子双向完全关闭。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突然关闭和集体惩罚也已成为家常便饭。

每人过境的标准成本，仅税费和巴士费就高达126英镑。

而实际成本要高得多，包括旅途中损失的时间、边境处翻了三倍的出租车费、在约旦的酒店住宿费，以及可能产生的重新预订机票和行李费用。

为了稍微缩短等待时间，私营公司提供一种VIP服务，单程费用约为100英镑。

绝望的巴勒斯坦人往往被迫贿赂工作人员才能进入，或者为了让行李能被送进关口。在整个旅程中，这是一条潜规则：给钱，否则你过不去。

往返约旦河西岸的旅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花费数百英镑，这让巴勒斯坦人对出行或回家充满了恐惧，从而制造了一种胁迫性环境，旨在缓慢地驱逐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地平线正在不断收缩。在加沙，通过拉法过境点出行已几乎不可能，而同样的命运正被强加给约旦河西岸。

虽然生活在占领之下已使行动受限成为日常现实，但对人道条件的诉求至关重要；延长开放时间、有尊严的对待以及在边境口岸获得基本服务并非特权。这些是植根于国际人权的基本必需品。

要求全天候开放边境的呼声并不新鲜，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确保行动自由不是一种政治恩惠，而是一项必须坚持的道义和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