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参加辛亥革命，当过红军军长，建国后唯一心愿是重回党的怀抱

1979年6月的北京协和医院，晨光刚透过窗帘，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拉住值班医生的袖口，声音很轻：“组织上……有没有来信？”医生愣了几秒，低声回道：“还没有，但一定会有的。”这位老人就是胡公冕，从辛亥年举枪到新中国成立，他总共转战了近七十年，临终前，他只惦记一件事——恢复中国共产党籍。

倒回到五十多年前。1930年春，中央收到一份急电：浙南需要军事干部，周恩来推荐的名字赫然在列——胡公冕。那时的他已经不是党员了，却依旧被党信任。几个月后，浙南山地响起枪声，红十三军正式挂牌。最多时，这支部队不过六千余人，却在闽浙交界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军三次围剿。有人感慨：“这股子硬劲，只有当过‘辛亥兵’的人才带得出来。”

胡公冕的军人生涯起点可以追溯到1911年10月。宁波城头炮声隆隆，他被老上司冯炽一把拽进革命军。短短几周，他已是教导团排长。巧的是，上面顶头师长黄郛，团长叫蒋介石。谁也想不到，这段缘分会在此后反复影响他的命运。

南北议和后部队遣散，胡公冕回到杭州第一师范教体育。迷茫时，他碰到年轻的陈望道、李汉俊，接触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这些新词。1921年10月，在沈定一介绍下，他在上海石库门的小房子里按下名字，党龄几乎与建党史同步。

1924年国共合作，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黄埔军校里负责招生。浙江学员一半出自他的手，其中就有胡宗南。胡宗南后来常说：“若不是胡先生在报名册最后加那一行备取字样，我可能仍在杭州教书。”也是这份师生情，让解放战争末期中共中央四次派胡公冕去做劝降工作，虽未成功，但胡宗南始终没下狠手。

1926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胡公冕敏感地觉出危险，立刻向党报告，然而局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他名字赫然列在蒋介石通缉令上。辗转武汉、上海，再回浙江，他以一纸“脱党声明”换来暂时安全，却在党籍上留下难以弥补的裂痕。这是他此后一生反复自责的“痛点”。

1932年4月，上海英租界内的咖啡馆里，他被特务逮捕引渡。蒋介石并未置其于死地，关了整整四年。戴笠劝降，顾祝同来做思想工作，他都摇头。1936年2月，邵力子担保，胡公冕获释，被软禁西安。西安事变后，他总算自由，随即又与周恩来接上头，继续游走于国共之间做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胡公冕的角色更为微妙。既能进出国民党高层，又能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关键时刻递情报、疏通渠道，甚至协助掩护过延安派来的干部。因为身份尴尬，他没有急着恢复党籍，认定“打鬼子要紧，名分放一放不要紧”。

解放战争后期，他仍被委以重任。1949年西北战场吃紧，胡公冕被派往西安、兰州等地，想为策反胡宗南再做最后努力。最终胡宗南并未起义，但也避免了无谓的血战。新中国成立后，胡公冕迁往北京，1950年11月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文件送达时，他已经六十二岁，朝会发言仍掷地有声，却从不提及待遇，只盯着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补回那张党员证？

时间来到1964年。胡公冕提交十余页自述，反思当年“脱党声明”的轻率，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足。他写道：“我从原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降低到一般爱国者，这一步滑坡，想起来就汗颜。”材料递上去，正逢形势复杂，审批被一拖再拖。1979年他去世时，那份档案仍在流转。

1984年1月18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正式下文：追认胡公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两个月后，八宝山公墓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组织部纷纷送来花圈，邓颖超也托人献挽。主持人朗读悼词时提到，“他在困难面前从未动摇对党的信仰”，台下一片沉默。

历史里的人并非神像，也会犹豫、犯错、受局势裹挟。胡公冕这一生，既有黄埔军校的意气风发，也有上海租界地牢的孤独深夜，更有浙南山林里拼命突围的惊心动魄。最终，他带着最后的愿望走完旅程，党组织替他补上那张迟到的党证，也给这段曲折而漫长的奋斗史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