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治中、郭沫若因“长沙焚城”发生笔战，最终郭沫若道歉

1958年12月的北京，飘着轻薄的雪花。政协礼堂外，工作人员匆匆递上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写着“郭沫若同志亲启”，落款却是张治中。这一年，两位在抗战年代曾并肩抗敌的老人，因为二十年前的“长沙焚城”被迫走到辩论桌前。

郭沫若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文学》第12期。文中寥寥数句，却直指张治中、潘公展是“放火元凶”。读者大多只记得郭沫若的名望，很少有人琢磨史料出处。张治中看罢文章，深夜合上杂志，眉头迟迟没松。他说了一句：“不能再让误会扩散。”

信件一来一往，气氛迅速升温。第一个回合中，张治中列出三点：其一，大火前夜他与陈诚同处司令部，并未“扣车”；其二，潘公展已赴沅陵，谈不上“策划”；其三，他当晚与周恩来通电，约次日午餐。事实摆在那儿，他要求公开更正。

回到二十年前。1938年11月12日凌晨，长沙城头吹起“平安哨”。守军却误报日军已抵城郊，警备司令部一声令下，火把掷向民居。不到半小时，四座烟柱直冲夜空。张治中被侍从摇醒，第一反应是派骑兵先去探。可惜火线已连成片，电话线被烧断，指挥中枢瞬间瘫痪。后来统计，长沙城区被焚面积超过三分之一，伤亡数字触目惊心。

关于焦土政策，当时确有军令：城若失守，物资毁之。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把这道死命令交到张治中手上，备份电文至今仍存中央档案馆。只是，大火提前点燃，且并非正式下令，错在误判。张治中被“革职留任”，警备司令等人被枪决。周恩来那夜险些被困，所幸警卫破窗迎救，方脱险境。

历史并不缺证人。十一集团军的作战日记写着：“11月12日晨5时，距长沙尚二百里。”如果敌军还在汩罗江西岸，怎么可能同时攻入长沙内城？这一段干货材料，被很多后人忽略。郭沫若下笔之际，或许参考口口相传的旧闻，未及核实。

“一笔写史，不可任性。”张治中在第二封信里这样劝郭沫若。信纸不长，却夹带湖南省政府当年处理文件的影印件。中央统战部随后介入，向郭沫若转递原始电报复印件，劝其查阅。

1959年1月18日，郭沫若再回信。落款前一行写道：“承蒙示正，谨致歉意。”措辞谦和，没有半分拖泥带水。一个星期后，在中南海的一次座谈会上，两人意外碰面。郭沫若侧身上前，握着张治中的手，轻声说：“真对不起，请恕罪！”张治中点点头，没有多话。旁人说那一刻两位老人都红了眼眶，却谁也没提从前。

不得不说，这场隔着二十年的笔战，为长沙大火留下了更清晰的注脚。焦土抗战是国民党高层一度推崇的策略，然而战事迷雾中，执行与误判常只差一声号角。张治中后来回忆：“军令如山，焦土亦需节制。”话里有自责，也有时代局限。

再看郭沫若，他在文坛驰骋惯了，以激情写历史常有惊人落笔。可当触及仍在世的当事人，证据与情感一旦冲撞，难免失衡。这一次，他选择公开致歉，也算弥补了缺口。

资料翻检至此，长沙焚城的责任分布已不难厘清：军令源自蒋介石，误判出自警备体系，张治中坐镇中枢却未能临机止损，难辞其咎，但称其“蓄意放火”并不符合事实。郭沫若在1959年修订文章时删除了相关定性，缘于史料亦缘于一封封往返书信。

有意思的是，这次笔战之后，张治中淡出公众视野，专注政协和国防委工作；郭沫若则投入古籍整理，笔锋转向学术。或许，两人都在用各自方式与那段烽火岁月做最后的告别。不管怎样，1940年代战火中的误会，被1950年代的冷静和对证所修正。对历史而言，迟来的更正仍胜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