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教育部调查高校，刘伯承得知后，马上给儿子写信：要警觉

1962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乍暖还寒。眼疾手术后仍坚持读文件的刘伯承，推开窗透了口气，又坐回书桌。秘书送来一叠教育部简报，他随手翻阅，却在一页统计表前停住——某次高校学业调查显示，十名成绩最优秀的学生里，有八人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人是农家子弟，还有一人竟是“右派”子女；而干部后代的名字，一个也没有。刘伯承盯着那串数字，眉头紧锁。

数字背后的问题一目了然：理想、作风、学习态度，干部子弟似乎都在下滑。“这样下去可不得了。”他自语。放下文件，提笔蘸墨，一封写给远在哈尔滨的儿子刘太行的家书，几乎是一气呵成。信的末尾，他郑重写下四个字——“务须警觉”。

写信前，刘伯承忍不住回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1959年7月，正值酷暑，十八岁的刘太行带着高中毕业证书回到北平四合院。这个一贯严肃的父亲难得露出笑容，先问一句：“想好去哪儿了吗？”太行迟疑半晌，反问：“您看呢？”刘伯承回答很干脆：“去哈尔滨，学军工。不是一直想当兵？”

年轻人热血正盛，松花江畔那座“神秘军校”几乎是所有热血青年的梦想。结果不出所料，录取通知书很快寄到。全家人合影时，阳光落在青瓦灰墙上，八口人簇拥在一起，照片里笑容定格，也预示着新的征程。

开学路上，刘太行结伴而行的，是同岁又同“背景”的罗东进——罗荣桓元帅的长子。临行前探望病中的陈赓将军，听老人家谈“导弹要追上世界先进”，又被叮嘱“别忙着谈恋爱，先把本事学扎实”。两位少年点头称是，却对“军工”二字的重量并无概念，只知道自己将背起行囊，进入哈军工第五大院。

新生入伍训练立刻让他们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更严格。凌晨急促的哔哔哨声，披衣就跑；雪没有膝盖深不许停，夜行军落后就得重来。几年后刘太行回忆：“哈军工动真格。考试不及格，留级，甚至退学，不看你是谁的儿子。”那段时光里，他也曾灰心。高等数学、电磁场理论、火箭结构学，一门门叠加像山压顶。第一次放假回家，他皱着眉说：“爸，我有点吃不消。”

刘伯承先没安慰，反倒讲起自己二十年代远赴莫斯科伏龙芝军校的窘境：“连俄文字母都不认得，每天背单词、算数学，耳朵里全是听不懂的俄语。我就咬牙死磕。学不会？那就再来一遍。”话落，他拍了拍儿子的肩，“你行的，别想捷径。”

从那以后，父子每月一往一返各一封信。信里不仅有问候，还有批改。某次刘太行草率写来几页，字迹潦草，错别字连篇。刘伯承拿红笔圈得密密麻麻，又附上一句：“文字不清，命令难行，战场可等不得。”儿子把改正后的稿子重新寄回，被退回三次才过关，这在家里成了小小笑谈。

1962年的那封“要警觉”信，与以往不同。刘伯承除了指出成绩的重要，更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时下部分干部子弟的毛病：条件优越，却缺乏紧迫感；容易自满，更易染上浮躁。末尾他警告：“革命不会等人，昔日荣誉与你们无关，赶不上形势，必被淘汰。”

信抵哈尔滨时，正值期末复习。刘太行读罢，跟罗东进小声嘀咕：“老爷子又敲警钟了。”罗东进哈哈一笑：“咱们拼呗，别让他们看笑话。”一句玩笑，却成了两人重新梳理学习计划的动员令。熄灯后，他们在被窝里借着手电复习，标好公式，互相提问，直到值星员来催。

变化逐渐显现。那一年，刘太行在导控原理课上首次拿到全班第一。实验室里，他与同学设计的模拟控制系统效率提升显著，被教员当作范例向下一届展示。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主动申请值班、打杂，把“干部子弟”四个字扛在肩上，也当作压力。彼时的刘伯承在北京收到成绩单，没表扬，只有寥寥一句：“尚可，再接再厉。”

值得一提的是，哈军工的熔炉效果远超课堂。每到寒夜，操场上站军姿的人影里，有刚从农村考来的尖子，也有出身红色家庭的少年，大家肩并肩，没人愿当掉队的那一个。六年下来，刘太行说，学校给他的并不只是一张文凭，而是一条铁一样的作风——服从、克己、较真。

1965年毕业分配，他进入第二炮兵某研究所，在导弹控制系统的标定项目中屡立新功。多年后，同行提起这位刘工，总说他“发脾气专挑设计图里的小错”，脾气直得像尺子。听上去苛刻，其实恰是那封红笔家书里“字字推敲”的延伸。

回望那场1962年的教育部调查，它只是一页薄薄的简报，却像石子击水，激起波澜。刘伯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年大批革命前辈的子女陆续走向课堂、走进军营，不少人在父辈荣誉的光环中意气飞扬，甚或失了危机意识。正因为如此，一封“要警觉”的密信才显得分量沉重。它敲响的警钟，不仅属于刘家，也属于那个年代所有坐在教室里、肩负家国期待的青年。

写到这里，再把视野拉回1962年的北京。夜色沉沉，灯下的刘伯承已放下笔墨，抬手理了理花白的鬓发，起身踱到窗前。院子里竹影摇曳，他仿佛又听见松花江边那阵整齐的跑步声在耳畔回响。孩子们奔跑的方向，代表着共和国的未来。他低声自语一句：“得提醒他们，不能懈怠。”

这一声叮嘱，没有华丽的修辞，却在许多年里，被一代军工人默默记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