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24日,南京玄武湖薄雾初散,湖心岛上风景正好,却有人从容划船,引得游人群情激愤——那人竟是理应在狱中候审的丁默邨。街头的议论声一浪盖过一浪。闪光灯“咔嚓”作响,《中央日报》记者抢下照片,次日头版赫然登出“汉奸丁默邨逍遥湖畔”。社论一句话直指要害:若连他都能自由晃荡,公理何在?
舆论如潮。国民政府被逼再次收押丁默邨。1947年2月1日,正月十一,首都高等法院重开法庭。庭审还没过半,他已青白着脸,递出厚厚的辩护状,声音细若蚊蝇。坐在旁听席的市民窃窃私语,“当年在上海凶名赫赫,如今怎么腿都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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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阐陈罪状:勾连日寇、屠害同胞、鲸吞公帑。字字如锤,砸得他额头冒汗。2月8日,死刑判决落槌。消息传出,街角茶肆里竟爆出掌声。陈立夫的疏通、几纸辩护函,全被民意碾成碎片。
接下来的半年,丁默邨在牢里度日如年。只要走廊钥匙响动,他便惊恐躲向墙角;连狱卒都烦,“还没轮到你呢”。为了给自己壮胆,他托家属请相士入狱测算生死。相士摸骨片刻,只吐一句:“火木相刑,端午后见真章。”人作孽不可活,这句古语,他翻来覆去琢磨,越想越慌。
难堪的结局,早年埋下伏笔。1901年,湖南常德,裁缝之子丁默邨呱呱坠地。父母省吃俭用送他读书,他考进省立二师,正值“五四”风潮。那时的他,挥舞小旗,高喊“外争国权”,在街头写檄文、拉横幅,是同窗眼中的“热血小丁”。
青春期还有一段柔情。他与同学赵慧敏相恋,这位姑娘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的外孙女。门第悬殊逼得他做了上门女婿。外人看是高攀,他却把苦闷咽进肚子。婚后争执愈演愈烈,尊严的裂缝渐渐扩大,他决意离乡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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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秋,他抵达上海。彼时的石库门里,马克思的书悄悄传阅。丁默邨结识施存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即被派回常德建团,名噪一时。然而,仅两年后改选落马,荣誉骤失,他的心境急转直下。钱与权的诱惑,似洪水决堤。
1924年,一次警察局的突袭中,他选择自保,供出同志,转身投向国民党调查科。之后的轨迹就像脱缰野马:上海特务科、广州指挥处、以至后来掌中统第三处。酷刑审讯、密捕暗杀,他样样在行,“丁屠夫”这顶帽子牢牢扣在头上。
1938年冬夜,孤注一掷的周佛海举杯相邀:“来沪,跟我干,前途无量。”丁默邨沉默片刻,点头称是。这趟暗夜列车开往汪伪南京,他再无回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见他狠辣,索性让他领衔上海特工总部,随后又让他兼任浙江省长。权钱齐飞,忠义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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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室拷打、活埋、投江、锯头……一桩桩惨案在上海弄堂传得毛骨悚然。民众私下说:“丁屠夫夜里走街,孩子都不哭了。”日本人得意,丁默邨踌躇,“汉奸第一号”的名声却也如影随形。
1945年日本投降,他想再度贴上国民党标签,为蒋介石“剿共”立功。浙东山林一片血雨,茅山新四军伤亡惨重;但这番投名状并没换来安全牌。9月,南京当局迫于全国怒火,将他收监。
关进狱中,他仍侥幸,认为“老长官会保我”。偏偏戴笠坠机身亡,陈立夫也自顾不暇。后台倒塌,一座冰冷的高墙就此合拢。
1947年7月5日清晨,细雨如丝。丁默邨被两名法警架出牢门。裤脚湿了,再无人理会。行至刑场,他再无力站立,屎尿齐流,溅在靴面。旁边的法警皱眉低骂:“真没见过这么怕死的。” 枪声响后,尘土落定,所谓的“屠夫”不过是草草一具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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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档案卷宗留在南京档案馆,封面写着“曾任伪职多项,罪当极刑”。纸张微黄,却仍刺目。
丁默邨的命运提醒世人:投机可带来短暂的浮华,却换不来真正的退路。面对民族存亡的时代考卷,一念之差,便是天地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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