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王世英被出卖，忽遇特务头子来拜访，看一眼暖壶他计上心来

1932年岁末，寒风正紧。

南京夫子庙边上，有家招牌叫“鸿昌”的南货铺子，掌柜王世英正低头拨弄着算盘，核对当天的账目。

就在这会儿，楼梯口猛地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听着就不善。

王世英本能地抬眼一瞧，看见那张脸的瞬间，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后背也是凉飕飕的——来人竟是史济美。

这人顶着两重身份：一重是王世英当年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另一重身份更要命，他是中统那边的特务头子，专门负责要把地下党往死里整。

眼下的情形，那就是把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

史济美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那一帮人，腰里鼓鼓囊囊，显然都带着家伙，保险全开。

更让人揪心的是，他的妻子李果毅这会儿正好出门买菜去了，指不定下一秒就会推门进来，一头撞进这天罗地网里。

要是这时候王世英掏枪硬干，那是九死一生，基本就交代在这儿了。

但他把命搭上不要紧，刚转移走的同志可能会被这群疯狗追回来，正在往家走的妻子会被当场摁住，这条好不容易才搭起来的情报线，也得彻底断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王世英做出了个谁都想不到的举动。

他没去摸枪，也没想往窗户那边蹿，反倒是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衣领上的灰，脸上堆满了生意人的招牌笑容，大步迎了上去。

“哟，这不是史老兄嘛！

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快请进，快请进，赶紧坐！”

这一句看似没心没肺的客套话，直接拉开了一场要在刀尖上跳舞的心理战大幕。

想要把这个必死的局给盘活了，咱们得先扒一扒王世英手里攥着什么牌，再看看史济美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把时间推回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变节，中央特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上海和南京的地下组织基本瘫痪。

就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至暗时刻，王世英接到了死命令，单枪匹马杀到南京，重新编织地下网络。

王世英敢闯龙潭虎穴，手里最大的依仗，就是“黄埔四期”这块硬邦邦的金字招牌。

那年头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那就是靠着黄埔系起家的，黄埔出来的学生在军政两界全是实权派。

所谓的同学会、同乡会，那不光是用来联络感情的圈子，更是保命的护身符。

王世英把这一套玩得透透的。

到了南京后，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见钱眼开的市侩商人，整天张罗着请黄埔的老同学吃饭喝酒。

推杯换盏之间，大伙儿只当他是当年搞学运被开除、如今下海捞钱的老油条，谁也没那个脑洞往“特科负责人”这五个字上联想。

靠着这层关系网，王世英不光把南货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还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钉子埋进了复兴社、蓝衣社，甚至连杨虎城的眼皮子底下都有他的人。

但这中间出了个异数，就是史济美。

史济美也是黄埔出身，可这人太精明，手腕也够狠，是徐恩曾手底下的红人。

就在前不久，王世英还让他吃了个哑巴亏。

那回史济美抓了好几个同志，关在金源车行里。

王世英没傻到带人硬抢，而是精心编排了一出“哭丧队抢人”的好戏。

掐准了钟点，让出殡的队伍堵在车行门口制造混乱，趁着人多手杂把人给救走了。

史济美这亏吃得莫名其妙，愣是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一直折腾到1932年底，王世英之所以会暴露，全是因为两个意想不到的岔子。

头一个岔子出在菜市场上。

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平时也是他的得力助手。

那天去集市，碰巧遇上个叫黄细妹的农妇。

这黄细妹大嗓门，喊了李果毅的名字。

李果毅怕露馅，装作不认识扭头就走。

这本来是出于谨慎的本能反应，可偏偏那天史济美就在边上晃悠。

干特务这一行的狗鼻子最灵，史济美立马觉着不对劲：老熟人见面，干嘛要装路人？

他顺手抓了黄细妹，虽说没审出什么惊天大案，但李果毅这个名字，算是挂上号了。

第二个岔子出在上海滩。

史济美调去当上海站站长后，带人端了《红旗日报》的印刷厂。

负责人陈玉仁没扛住，叛变了，吐出来一份名单，王世英的大名赫然在列。

拿到了板上钉钉的证据，史济美二话不说，带着人就杀回了南京。

这就是他为何会带人堵在“鸿昌南货店”门口的来龙去脉。

把镜头拉回那个让人窒息的客厅。

史济美手里有名单，门外全是伏兵，怎么不直接动手抓人？

因为这老狐狸心里也有一本账要算。

头一条，王世英毕竟是黄埔同学。

在没把证据坐实到百分之百之前，要是抓错了，或者抓捕的时候手滑把人弄死了，在那个极度讲究“黄埔香火情”的圈子里，史济美以后就没法混了。

万一这事儿捅到蒋校长耳朵里，扣他个残害同窗的帽子，他也吃罪不起。

再一个，他想要的是活口。

拖回去一具尸体，顶多算是结个案；要是能抓个活蹦乱跳的特科负责人，顺藤摸瓜把整个南京地下网连根拔起，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头功。

王世英那是何等聪明，一下子就掐准了对方这种“既想立大功又怕担责任”的微妙心理。

当史济美阴沉着脸问：“你夫人李果毅去哪儿了？”

王世英乐呵呵地回道：“她啊，买菜做饭去了。

老史你今天可千万别走，等她回来整几个硬菜，咱哥俩非得喝个痛快不可。”

这话里藏着两层意思：第一，我很坦荡，身正不怕影子斜，你随便查；第二，你要找的人马上就回来，你不用急吼吼地动手。

史济美一听，果然犹豫了。

他开始拿话刺探：“听说李果毅以前闹过农会，前夫还是个共党？”

这是要命的试探，也就是图穷匕见。

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估计手里的茶杯都得摔地上。

可王世英的回答简直绝了：“嗨，鲜衣怒马少年时，咱们谁还没年轻过？

想当年咱俩在学校那会儿，你闹得比谁都凶呢——”

这一招叫“拉近乎，搞共情”。

他把那些要掉脑袋的政治指控，轻描淡写地给化解成了“年轻时的荒唐事”，顺带着还把史济美拉到了同一条战壕里，以此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史济美听完也乐了，紧绷的气氛瞬间松快了不少。

王世英心里清楚，脱身的机会来了。

但他不能拔腿就走，必须得给对方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还得让对方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瞥了一眼桌上的暖壶，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他拎起暖壶想给史济美倒茶，晃了晃发现没水了，便极其自然地说道：“你先坐会儿，楼上炉子上正烧着水呢，我去灌满暖壶，咱们再接着喝。”

这个理由太生活化了，充满了烟火气，让人根本生不起疑心。

上了楼梯转过弯，王世英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救人。

他飞快地解下脖子上的围巾，一半压在窗户里面，一半露在外面，搭在二楼的窗台上。

这是他和妻子约定的最高级别警报信号：家里有鬼，快跑。

如果李果毅回来远远看见这个信号，就会立刻转身消失，既保全了自己，也掐断了线索。

第二件事，逃命。

他在二楼扯着嗓子对楼下喊话，告诉史济美水马上就开，以此稳住那个老狐狸。

一边喊，他一边拧开水龙头，把锅碗瓢盆一股脑扔进水槽里，弄得叮铃咣啷响，水声哗哗的。

这声音传到楼下，就是一个信号：他在忙着干活，人还在，没跑。

实际上，就在这嘈杂水声的掩护下，王世英已经轻轻推开窗户，像只灵巧的猫一样翻了出去。

他爬上房顶，顺着屋脊溜到邻居家阳台，再穿过杂货铺的后门，眨眼间就消失在南京错综复杂的巷弄里。

楼下的史济美还在那儿优哉游哉地等着喝茶叙旧呢。

左等右等不见人下来，喊两嗓子也没人应，光听见楼上水流得哗哗响。

水还在那儿流着，人早就没影了。

这一场在客厅里看似波澜不惊的对话，说白了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时间争夺战。

王世英赢了。

他利用了对手的轻敌大意、利用了同学这层皮、利用了生活里的琐碎细节，硬是在必死的死局里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一次金蝉脱壳，不光保住了他这条命，更要紧的是保住了南京地下党的核心力量。

至于那个不可一世的史济美，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933年6月，按照王世英的部署，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果断出手。

这支被叫做“打狗队”的精锐小组，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大特务当场送回了老家。

随着局势越来越恶化，到了1935年，中央特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为特科最后一位掌舵人，王世英在撤离前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要是这批档案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要是就地烧了，很多烈士的名字将永远埋在历史的尘埃里，再也没人知道。

王世英没选最简单的销毁，而是选了最危险的转移。

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透亮。

1968年，王世英病逝。

在那段隐秘而伟大的岁月长河里，他就像当初在南京南货店里的表现一样：身处最危险的地方，靠着最冷静的头脑，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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