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国级的妻子几年内多次写匿名信，被识破后，在秦城监狱数年

1965年9月的一天深夜，公安部技术室的灯亮到凌晨，桌上摊着一封寄往总政机关的匿名信和数年前保存的一份课堂笔记。两份字迹经放大比对后，检验员忍不住低声嘀咕：“同一只手写的。”一句话，令在场专案人员呼吸紧了几分。

匿名信始于1960年，矛头直指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林彪的夫人叶群，每封信都说得绘声绘色，却难以佐证。五年间，几十个不同落款地址、六七种笔迹变化、邮戳遍布南北，像一张细密蛛网。寄信人究竟是谁，军内外议论纷纷。

终于锁定笔迹后，名字浮现：严慰冰。她的身份着实敏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

再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938年，19岁的南京姑娘严慰冰翻山越岭抵达延安，成为抗大新闻队学员。那时的她，常用瘦弱手臂扛着菲林相机，捕捉火线消息；业余时间写散文，句子里透出江南水汽。

抗战胜利后，她在新华社、华北大学、北京大学辗转任职，一直站在文字与讲台之间。建国后，调进中宣部教育处，外界公认她业务过硬、脾气也硬。

陆定一与她相识于延安窑洞。陆从1925年入党起便负责宣传，红军主力长征时他带着印刷机一路北上。新中国成立时，他41岁，被毛泽东称为“笔杆子中的笔杆子”，1954年出任副总理兼中宣部长。

两人婚后聚少离多。陆定一日理万机，严慰冰在机关、在高校，始终围着稿纸与学生打交道。一段时间里，她频频听到关于叶群在军中的逸闻——有真有假，越传越玄。此时的她性格耿直、不擅掩饰，又自认“老干部家属有监督责任”，终于萌生了写信的冲动。

起初，她只想提个醒，便匿名投邮，却没想到一封接一封。为了不被识破，她用不同纸张、不同笔触，甚至换用左手书写，再刻意把寄信地址写成京外。她也清楚风险，因此连丈夫都被蒙在鼓里。

随着信件增多，军内警觉。1961年，公安部立案，数十名刑警蹲守邮局、调阅户口底册，依旧毫无线索。直到那封写于1965年9月的信露出马脚——笔迹里一个惯用竖钩、一处左倾撇画，与她1940年代在延安写下的日记如出一辙。

10月中旬，专案组向中央汇报。陆定一被叫到中南海小礼堂，参与谈话的领导直言：问题严重，务必配合调查。陆定一沉默片刻，只回应一句：“组织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966年3月6日，陆定一被要求离京“外出调研”，实际处于半隔离状态。十天后，严慰冰被带到中宣部谈话，在那间熟悉却冷清的办公室里，她第一次承认“信确是我写的”。不久，她被押往秦城监狱。

秦城监舍的长廊阴冷而沉寂。狱友回忆，她依旧每天写字，只是纸张有限，只能在香烟壳背面练字。偶尔，她会低声哼当年延安的秧歌，声音低而短，很快湮没在铁门的回响里。

“写信是我冲动，但我没想过害人。”审讯记录里，她如此辩解。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捕风捉影”已足以变成“蓄意颠覆”，她没能替自己争得谅解。

陆定一很快也遭遇更严厉的审查。香山医院的小楼成了他的禁足地，通风报信被切断，旧日同僚避而远之。夫妇俩自此各囚一隅，音讯全无。

1975年，中央内部对部分历史遗留问题重提“复查”。严慰冰被转入河南干校“劳动锻炼”，白天捡棉花，夜里写读书笔记；笔记最终装满两只旧布袋。

1978年春，中央发文为陆定一“恢复名誉”，同年夏天，严慰冰获准回京。那时的她身形清瘦，背微驼，却仍习惯随身带一支钢笔。

多年过后，探望的友人提起往事，她淡淡地说：“笔能传真理，也能闯祸，怪不得别人。”话音有些苦涩，却算不上悔恨。

案件材料现存中央档案馆，列号以数字“60”开头，提示着它诞生于那段高度敏感的年代。研究者注目其中，常惊叹于技术侦破与政治大潮交织出的复杂纹理。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推动了公安系统加强笔迹档案建设——以后再有匿名信，鉴定速度快了许多。可以说，严慰冰的钢笔在无意间促成了办案手段的升级。

陆定一1983年离休，晚年多病，书桌上常放着毛边纸与旧钢笔。严慰冰则在1993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她用来书写匿名信的那支笔，被家人锁进抽屉，没有再见天日。

个人情感、政治疑云、技术侦查，这三股力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交错，让一场始于几张信纸的风波愈演愈烈，也让一位副国级领导人和他的妻子在历史的暗涌里沉浮长达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