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共赢的破局之道——刘虎非法经营案中民企的无奈与书记的委屈

2026年2月2日，成都警方发布刘虎涉嫌非法经营、诬告陷害一案的立案侦查通报，迅速引发舆论聚焦，并可能走向多方皆输的困局。

作为曾身处司法系统、如今深耕商事调解的民企经营者，我亲历过民企经营的辛酸，理解基层官员的履职压力，更深知唯有在法治框架下直面问题、厘清责任、依法施策，才能实现多方共赢。本文从民企的无奈、书记的委屈、当下的困局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并提出破局思路，为化解此类矛盾提供参考。

一、民企的无奈

民营企业家王先生的遭遇是无数中小民企的缩影。当投资因政府失信落空，企业濒临破产，合法维权渠道走投无路时，借助自媒体发声成为他最后的选择。

民企经营的不易，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尤为凸显。招商引资协议、领导口头承诺，成为民企投资的重要底气。但现实中，政府换届、政策变动、部门推诿等不可控因素，常让民企前期投入石沉大海。而维权之路更是艰难：政府部门推诿拖延消耗企业生机，行政诉讼周期长、成本高、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下民企与政府对簿公堂还面临无形压力。王先生放弃司法途径寻求舆论帮助，正是合法渠道走投无路后的无奈之举。

贵州六盘水女企业家马艺珈伊的遭遇，更将这种无奈推向极致。她响应政府号召承建10个民生项目，工程交付后工程款被拖欠8年，截至2024年2月仍有1662.11万元未支付。面对区政府1200万元“打包化解”债务的不合理方案，她合理拒绝后，通过诉讼、仲裁获得法院支持，却换来“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拘，10余名代理律师、助理也被牵连。这背后是当地严峻的财政压力——财政自给率仅22.6%，2023年债务余额同比增长73%，前任领导违规举债留下的1500亿元包袱，最终让维权民企成为“牺牲品”。

民企的无奈更藏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与隐忍。作为企业主，即便内心焦虑彻夜难眠，在员工面前要稳定军心，在家人面前要强颜欢笑。向官员倾诉委屈，可能只换来“市场有风险”的敷衍；向家人表露难处，只会徒增担忧。这份深埋心底的委屈，让许多民企经营者在绝境中独自煎熬。

刘虎曾是诸多维权者的“希望之光”，他以调查记者转型自媒体人，多次通过舆论监督推动问题解决。王先生找到他时，或许知晓舆论维权的风险，但已别无选择。如今刘虎被刑拘、王先生失联，怀揣实业梦想的创业者身陷困局，令人惋惜心痛。

二、书记的委屈

从现有信息看，县委书记并非躺平不作为的官员，反而有干事创业的意愿，却因两起看似无直接关联的事件被点名批评，认为被诬告而愤然报案，这份委屈并非毫无来由。

书记的第一重委屈，源于多年前庹教授跳楼事件的无端牵连。庹教授跳楼身亡是一场悲剧，相关报道显示其生前患有重度抑郁，这一状态的产生，与长期遭遇房产无依据强拆、生活受持续干扰及家人被牵连等外部压力相关，并非单纯自身原因。事发时书记尚担任区长，并非拆迁工作直接负责人，基层履职体系中岗位分工明确，拆迁有专门部门执行，区长侧重统筹协调。重提多年前的悲剧并将悲剧直接归咎于当时的区长，有失公允。

书记的第二重委屈，来自前任招商引资的“烂摊子”。王先生的投资项目由前任领导引进，书记并未参与洽谈、签约与落地。基层工作中，“新官不理旧账”并不少见，“新官理旧账”需要合理边界，前任项目可能与当下发展规划相悖，或签约时就暗藏隐患。书记想在任期内做出成绩，事务繁杂，财政紧张，理不了旧账，被指责“政府失信”，还被公开点名批评，这份不甘不言而喻。

但委屈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作为县委书记，身处基层治理核心，肩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重任。“一把手”对辖区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在群众心中，县委书记是“父母官”，辖区内的问题都可寻求解决。王先生的投资项目虽为前任遗留，书记也有责任维护政府公信力，依法妥善解决，而非简单推诿。

三、如今的困局

目前陷入多方皆输的困局：刘虎被刑拘、王先生失联、书记身陷舆论危机，原本可通过协商调解化解的矛盾，最终走向对抗，引人深思。

（一）刘虎：身陷囹圄

刘虎的遭遇是舆论关注的核心。他曾是《新快报》调查记者，以实名举报多名官员、开展深度调查报道闻名，2016年转型自媒体人后，仍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此次因涉嫌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被刑拘，再次引发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边界的争议。

刘虎被刑拘不仅让其面临刑事风险，更让舆论监督者心寒。如果为弱势群体发声就要承担刑责，谁还敢拿起舆论武器维护公平正义？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制约权力、保护弱势群体。当舆论监督者身陷囹圄，言论自由边界将被压缩，社会监督体系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二）王先生：失联成谜

刘虎被刑拘后，王先生失联，大概率已身陷囹圄。作为因政府失信遭遇1200多万元损失的受害者，他穷尽合法渠道无果后借助舆论维权，最终却沦为犯罪嫌疑人，这一结局让无数民企经营者心寒。

我国多次强调保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杜绝“新官不理旧账”，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规定，以政府换届、领导更替为由违约毁约的需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但实践中这些规定难以落地，民企在与政府的纠纷中始终处于弱势。王先生的失联让更多民企经营者产生恐惧，若维权的结果是自身身陷囹圄，遭遇不公时谁还敢站出来？这种恐惧会影响民营经济发展信心，阻碍国家经济进步。

（三）书记：陷入舆论危机

涉事县委书记报案本是为维护自身名誉权益，却陷入更大的舆论危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刘虎这边，质疑其“打击报复舆论监督者”。而历史上，诸多类似官员的结局足以警示：2008年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不满记者报道，指使警方赴京拘传记者，最终被责令引咎辞职；2016年甘肃武威原市委书记火荣贵因负面报道迁怒记者，指使检察机关批捕多名记者，2019年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2021年辽宁盘锦原副市长申海青跨省抓捕质疑案件程序的律师，最终被开除党籍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起诉。这些案例清晰昭示：以公权力打击报复舆论监督者、压制合法诉求，是对法治的践踏，最终只会引火烧身。如今，涉事书记面临巨大舆论压力与仕途风险。

即便其与两起事件无直接关联，但作为县委书记，面对舆论批评应保持冷静，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关切、查清真相，而非将舆论监督者推向刑事追诉的对立面。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维护名誉，反而会引发“做贼心虚”的联想，进一步损害政府公信力。

四、破局的思路

打破目前困局并非无迹可寻。结合法律规定、基层治理实践与商事调解经验，只要相关方直面问题、摒弃对抗、依法施策，就能找到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破局关键在于释放刘虎及涉案人员、妥善解决王先生投资损失、彻查庹教授跳楼事件，同时规范案件管辖，避免程序瑕疵引发更多争议。

（一）立即释放刘虎及涉案人员，或移送重庆管辖

破局首要任务是立即释放刘虎等涉案人员。刘虎的行为不构成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也难以成立，且案件管辖存在程序瑕疵。继续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会损害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权利，激化矛盾。

案件管辖的程序瑕疵是核心问题之一。根据相关规定，经济犯罪案件由犯罪地或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刘虎户籍地、经常居住地均为重庆，行为地、结果地与成都无明显关联，成都警方指定管辖缺乏法律依据。若暂无法立即释放，应将案件移送重庆公安机关管辖，既符合法律规定，也能消除“打击报复”嫌疑。重庆警方办理时需坚持客观公正，全面收集证据，若不构成犯罪立即释放，确有行政违规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罚。

（二）依法妥善解决王先生的投资损失，政府主动履约赔偿

解决王先生的投资损失是化解矛盾的核心，也是修复政府公信力的关键。王先生的损失若因政府失信导致，政府应按法律规定和契约精神，主动承担责任、履行合同义务、赔偿损失。政府与王先生签订的招商引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即便领导更替，也不能以“新官不理旧账”为由拒绝履约。政府主动履约赔偿，看似“吃亏”实则是对公信力的修复，能重新赢得民企信任，为其他地方政府树立榜样。

（三）彻查庹教授跳楼事件，查清真相给公众交代

庹教授跳楼事件也是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已发生5年却无明确调查结论，让家属难以接受，也引发公众对政府履职能力的质疑。必须查清完整真相，给家属和社会一个明确交代。

（四）建立多方协商调解机制，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

建立多方协商调解机制是化解矛盾的重要补充。商事调解经验表明，多方主体、多重利益的矛盾，通过协商调解比诉讼、刑事追诉更能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可考虑依托商事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组建由王先生家属、刘虎家属、政府部门代表、法律专家、商事调解专家组成的协商调解机制。调解机构应发挥中立公正作用，组织各方面对面沟通，倾听诉求、梳理矛盾、寻找利益平衡点。

调解过程中，政府应主动让步，承认履职过错，表达歉意并提出解决方案；家属可提出合理诉求。达成调解协议后，各方需严格履行：政府赔偿损失、彻查庹教授事件；司法机关对刘虎及涉案人员作出不起诉或撤案决定。

总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化解矛盾、实现共赢的根本保障。我们期待相关方尽快行动，释放刘虎及涉案人员，妥善解决王先生的投资损失，彻查庹教授事件，让民企无奈得到纾解，让书记委屈得到理解，让舆论监督权利得到保护，让政府公信力得到修复。更期待以这起事件为契机，推动基层治理水平提升、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法治社会建设深化，让更多矛盾通过依法施策化解，让多方共赢成为基层治理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