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解放后，一蒙古奴隶找到我军：他竟是已经走散12年的红军营长

1950年2月的一个清晨，湟水河畔笼着薄雾，星星点点的炊烟在城西缓缓升起。西宁刚刚迎来和平不足半年，街道上士兵与百姓交错而行，彼此还带着些许拘谨。就在这样的气氛里，一名身着旧蒙古长袍、身形魁梧的汉子踉跄着走进了第一兵团驻地，他用生硬的汉语说出一句让人愕然的话：“同志，我是红军营长，我要见领导。”

负责岗哨的年轻战士本能地将他请到门卫室，一壶热茶递上，那人却急得直摆手。他掏出一张被汗水浸得模糊的旧纸片，纸上歪歪斜斜写着“廖永和”“红军二十八军”几个字，下面还有一道早已褪色的红印。门岗不敢怠慢，赶紧向团部报告。就这样，一段从1937年延宕至1950年的离奇经历，慢慢被揭开。

时间回拨到1937年1月。那时的西路军已陷入河西走廊，面对马家军层层合围，迟早的一战在所难免。指战员们清楚地知道，眼前的敌人不仅有精锐骑兵，还地熟马熟，突围之路艰险重重。32岁的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二营营长廖永和站在风雪中，嘴唇冻得发紫，却仍然以近乎平静的语气对战士说：“不要乱，打穿它！”这一句话，战友们后来在回忆录里反复提到，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营长在，就算是漫天风雪也挡不住归队的路。

可是，历史并不总是眷顾英雄。高台与倪家营子的血战后，西路军仅余不足万人马。廖永和的二营于1月20日夜里在甘州城西南遭遇拦截，他率二百五十余人连夜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却仍被分割成数股。到达祁连山脚跟前，身边只剩二十八名同志。

山谷里大风裹着雪沫，枪弹声从背后追来。廖永和心知不能硬拼，他留下十三人断后，带着余下十几名轻伤员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可祸不单行，另一股马家军骑兵横插而来，枪火中他右腿中弹，失血过多，被抬进山洞。临别时，他用低哑嗓子朝副营长叮嘱：“活着回去！给我带句话——西路军没有倒下！”随后，他把仅有的一支手枪塞进副营长手里。

两日后，弹尽粮绝。食物没了，14岁的号手小杨靠着在山涧捞出的冰水勉强给营长湿润嘴唇。正当两人准备再作突围时，一队牧民的牛铃声打破了山谷寂静。那是一户蒙古族人家，女人名叫赛吉玛，她给两位伤员喂了酥油茶，用裘皮裹紧他们。廖永和以为这天降生机，没想到，赛吉玛的丈夫阿拉腾策对他们另有所图。

这位草原汉子当时家境贫寒，家中人力缺口大。见两名外乡兵丁筋骨壮实，他心生歹念。先是不动声色让他们安心养伤，等伤痊愈便逼二人留下牧羊放马。“你们走不了，也走不掉。”阿拉腾策撂下这句后，缴了他们身上仅有的驳壳枪。为了保住小杨的性命，廖永和咬牙答应。自此，他从红军营长沦为无名牧奴，每日翻山越岭放羊挤奶，忍受皮鞭与寒霜。

1940年春，小杨不堪折磨，趁夜黑欲逃，被抓回后惨遭毒打，在草屋里吐血身亡。廖永和跪在小战士的遗体前整整一个晚上，他把小杨身上仅存的半副军装裁成胳膊宽的小旗，缝进自己的棉衣内衬——那是他们二营最后的番号标志，他誓言要连同这名少年一起带回组织。

又熬过两年。1942年青海南部天灾叠加战乱，人心浮动。阿拉腾策一家为躲兵灾匆匆出草原，换居湟中一带。途中夜深人静之际，廖永和咬断了绑手的牛筋，夺了看守的匕首，借着风雪逃向山谷。大片无人区中，他靠着多年行军练就的本事，捕鼠挖野菜，艰难跋涉十余日，终在一座马场旁昏倒。被本地牧人救起后，他不敢表明身份，只说自己是逃荒汉。那段时间，他给人修房盖顶，打短工换点糌粑和茶叶，却始终记着一句话——“部队等我回去。”

1949年8月，解放西宁的炮火由东向西滚动。山那边传来的隆隆声让他彻夜难眠。他凑到街头听人议论，得知“解放军进城了，马家军跑啦。”那一刻，他像被雷击中一般愣在原地，仿佛十二年的黑暗突然被撕开一道口子。顾不上自己是个“外来牧工”，他偷偷找来布料，把那面褪色的小旗缝在蒙古袍的里衬，然后一路打听着县城里的部队驻地。

9月6日，西宁举行入城仪式，全城沸腾。可他还是不敢贸然露面，生怕对方认不出自己。直到1950年2月的那场群众大会，他才鼓足勇气走到台前。他握住尚志田的手，一个劲儿用蒙语急切诉说：“带我回家，我是红军。” 短短一句，噎在喉间太久，声音都发颤。

办事处临时请来翻译。那位翻译把蒙古语转换成汉话：“他叫廖永和，原来是红军二十八军二十四师的营长，1937年走散，如今特来报到。”半晌静默后，尚志田打破僵局：“同志，跟我来，我们先给组织打电报。”一句话，让廖永和泪光猛地闪了一下，却抿紧嘴唇挺直了腰背。

电报很快送到西北军区。几天后，西宁车站的站台上，钢轨嗡鸣。护送的战士递给他一张车票，又塞给他一大包干粮。临行前，警卫排的年轻人问：“廖营长，这些年咋熬过来的？”他抚摩着藏在怀里的那块旧布片，只回了四个字：“盼打红旗。”

兰州、银川、延安，列车穿越黄土高原。三月初，他抵达西安附近的西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那天傍晚，夕阳挂在秦岭之上，廖汉生等候在院口。两人对视片刻，廖汉生快步迎上前，握住他的手：“老战友，回来就好！”再强硬的铁汉，也被这句朴素话语击中，扑通跪下：“组织还认得我！”再抬头，已是泪流满面。

接下来的甄别和政审并不复杂。档案表明，1936年底，西路军共计近两万人横越黄河西渡，分为总部及三大支队。到1937年3月鏖战结束，余部仅四百余人突围成功，其余大多牺牲或失散。二十四师参谋长韩振纪当年在西安口头承认：二营营长廖永和于祁连山负伤，生死未卜，认定为失联。如今人归队，等同于填补了十二年的历史空白。

鉴于资历和身体状况，军区决定让他在青海干部训练班任军事教官。对这名饱经风霜的老营长而言，这是新的战场：培训土改工作队骨干、梳理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讲解如何与牧民打交道。课堂上，他最常提及的，是行军途中如何与百姓建立信用——“枪口抬高一寸，先讲人情后讲道理”，一句话在学员里口口相传。

时间向外展开，西宁的秩序逐渐稳固。1951年，青海省人民政府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邀请廖永和参与翻译和联络工作。他懂草原习俗，熟蒙汉双语，加上久居牧区的经历，讲话总带点悠长的口音，让牧民老乡听着十分亲切。几位阿訇在协商会上向他竖起大拇指：“这位红军营长，说话我们信。”

与新岗位一同到来的，是迟到十二年的军功确认。中央根据西路军名册、幸存者口供及当地党组织情况，追认他在祁连山阻击战中的表现，并授予解放勋章。然而，他更在意的是那面随身携带的小小营旗。夜深人静，他会把旗子铺在桌上，用针线细细缝补，把褪色的红边重新镶牢。他说：“它陪我熬过黑夜，将来要让学员们知道，旗子掉了，也得捡回去。”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奴隶主”阿拉腾策，在马步芳覆灭后颠沛流离。1953年，他落网于青海某牧区，上缴土改工作组。负责审讯的干部正是廖永和的学生。得知此人身份后，学生迟疑着请示老师。廖永和沉默良久，最终只说：“他有罪，按政策办；家里还有孩子，能帮一把就帮。”从此，再无人听见他提起那段屈辱岁月。

廖永和的故事，在西北干部圈子里流传不广，他自己也极少谈起营口以西的那一年风雪。只是每逢纪念西路军将士的日子，他一定穿着那件补丁累累的蒙古袍，胸前别上新配发的一级解放勋章，与学员并肩肃立。有人问他为何不换身干净军装，他笑而不答，摸一摸袖口那块暗藏的旧旗，人们方才想起：那一针一线，是生死与信念的约定。

纵观解放西宁的全过程，胜利并非一蹴而就。1949年8月，一野第一兵团的西进路线选择洮河口为突破口，看似冒险，实则深思熟虑。彼时的洮河水深浪急，马家军自负骑兵机动，误判我军无法硬渡，留下防守空隙。王震临机决断，抽调工兵营与当地百姓合力抢修浮桥。夜半河风灌耳，马达声隐约，一排排木船被铁索串起，蜿蜒水面，才有了先遣部队的闪击行动。正是前线打得凶，后方政工队、供应部、担架队昼夜兼程补给，才让整场战役只用了数日便折断青马的最后防线。

西宁易帜，百废待兴。当兵士们换上新棉衣铺桥修路时，也有人在暗地窥伺。马家残部散落民间，谣言四起：“共军进城就要强征哈达（指称土特产）”“寺院会被拆毁”。对此，军管会采取“双语宣传＋亲历解释”的办法：干部挨家挨户摆事实讲道理，寺院里还请活佛与民众对话。不到半年，集市恢复，清真寺传来诵经声，城南新修的粮站米价平抑，城北兵工厂火车汽笛昼夜轰鸣。也正是在这种相对安定的氛围里，廖永和才得以走向台前。

1949年到1953年的西北，不仅有枪火熄灭后的凋敝，更面临民族关系重塑、土地改革、部队整编等诸多棘手问题。像廖永和这样“走散”的老红军并非个案，西北军区档案显示，自西路军失败至建国初，共有四百余名失散指战员陆续回归。有人在酒泉做骆驼商，有人在山丹监狱熬过十年，也有人客死异乡留在碑文里。每一次身份甄别，都是补史、补魂。

廖永和后来常被请去给年轻战士讲“长征尾声”。他并非口才卓绝，却有股笃定平静的力量。“打胜仗靠什么？靠两条：一是目标不变，二是心里有人民。”说到小战士小杨，他语速放缓：“娃娃总念叨，要是能撑到大部队进城就好。我给他办到了，可他没等到。”学员无不动容。

1954年，西北军区调整精简，许多老同志转业到地方。组织问他愿不愿回南方，他却选择留在高原，“离雪山近，兄弟们长眠那里。”于是，这位昔日红二十八军营长，后来成了青海省民族学院的军事教官，戴着厚厚的棉帽为一拨又一拨学生讲解地形学与行军后勤。年复一年，他的蒙古袍袖口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始终不舍得丢。

1960年代初，他把那块战旗碎片捐给了西路军纪念馆。展柜旁写着一行字：祁连山阻击阵地遗存营旗。参观者很难想象，这块拳头大的红布曾被一个人贴身珍藏十二载，走过荒山、牧场、戈壁、雪原。它见证的，是红军将士最苦涩的岁月，也是“人可亡，旗不能倒”的倔强。

如果说西宁的解放宣告了青马势力的终结，那么廖永和的归队，则让那段被迫中断的红军血脉得以续接。在硝烟与屈辱之间，他从未把自己当成过“奴隶”；他只是暂时离队的战士，随时准备归营。湟水河的晨雾散去，山间积雪依旧。那面小小的布旗，如今静静躺在玻璃柜里，却依旧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