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王震转地方工资降100元，询问上校部下愿不愿意降工资

1942年春天，延安的清晨依旧寒凉。王震查看完南泥湾的试种麦苗，回到驻地时说了一句：“荒地，只要肯下力气，能让它开花。”谁也没想到，这句朴素的话，会在十四年后于首都北京再次应验。1956年6月，中央决定新设国家农垦部，任命王震为部长。由南泥湾走出的那位老红军，这回要去更大的荒原——北大荒。

消息传出，军中议论纷纷。高级将领突然转地方，名义上是“转业”，实则挑着开垦、屯垦和守边的重担。王震把电话打到兰州，找到正在铁道兵机关工作的刘时平。“我这上将转地方，工资要从五百多降到四百多，你这上校也得跟着降一百。干不干？”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只传来一句简短的回答：“干！”

两人第一次见面，还得追溯到1949年11月的那架苏制运输机。去往乌鲁木齐途中，王震随口点名，发现队伍里站着个年轻面孔，“啊，这么年轻啊！”一句感慨，却把刘时平记了下来。飞机在哈密经停时，文工团敲锣打鼓欲迎军首。王震挥手制止，留出位置给赶来的各族群众。几十年后，新疆干部回忆起这幕仍赞叹：“他心里装着的是大局。”

1950年，新疆干部训练班刚筹建，刘时平被推上副主任位置。三百多名学员，十几个民族，一间教室挤不下，他就把马厩改课堂、篱笆当黑板。王震考察时听了汇报，拍着桌子说道：“像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那样办！缺啥告诉我。”一句承诺，换来第一批骨干走出天山走向全疆。自此两人关系更深。

1954年4月，王震赴南宁筹划修建“黎湛”“鹰厦”两线。铁道兵指挥部要搬进工地，许多干部心里犯嘀咕：北京的院子还没修好，咋就去山里打游击？王震一笑：“咱们就是游击队出身。”一句轻描淡写，却换来两条战备铁路的顺利通车。刘时平随行，通宵起草材料，把宝成线、黎湛线的施工重点一条条列出。王震看完在文件上圈了几个大字：“可行，快干！”

时间来到1956年夏。国务院任命下达到总参，王震兴奋得像回到当年南泥湾。农垦部要在黑龙江三江平原选点，十万转业官兵和四十万青年学生随后跟进。王震要的不只是开荒，他要在边疆种下一整套工农结合的国防后方基地。降工资只是第一步，更难的在后头：湿地、沼泽、蚊虫、气候，一样都躲不过。

刘时平陪王震北上。飞机掠过松花江口，他们从舷窗只看到一片墨绿色的汪洋。抵达抚远，汽车陷在烂泥里就拔不出来，两人干脆卷起裤腿步行。黑蚊子密得像烟雾，扑在人身上哨兵似的守着。那天夜里，王震在简易指挥帐篷里点着马灯，对随行干部说：“南泥湾能种麦，这里也能种粮。蚊子咬一口算什么？”有人问：“何时能收第一袋稻米？”王震用手指在地图上重重画了一道线：“三年。”

勘察完毕，农垦部的方案很快上报：三江平原、呼伦贝尔草原、伊犁河谷同步推进，屯田、开荒、筑路、安边并举。中央批复后，10万官兵穿着军装、戴着胸章，一张转业命令外加一把铁锹就奔赴北大荒。工资降了，职务换了，身份却没变——依旧是能打仗、会生产、守边疆的人民子弟兵。

1960年秋，北大荒第一批水稻仓满库盈，平均亩产超过三百斤。看仓库验收报表时，王震只是把帽檐压低，说了句：“还行。”已经升任副部长的刘时平笑着补了一句：“荒地开花了。”三年目标提前实现，三江平原从沼泽脱胎成良田，“北大仓”这个称呼，也在那一年写进统计公报。

有意思的是，降薪这件事后来成了兵团内部的口口相传。年轻战士把它当作笑谈：上将掉一百、上校也掉一百，大家一碗水端平。可老干部清楚，这一百元背后，是从军事系统到国民经济战线的身份转换，也是军旅生涯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王震与刘时平此后还有交集。1978年，原农垦部整编为农垦总局，刘时平调回北京。整理档案时，他在一份1956年的工资批准表边角看到批注：“事关边疆大计，需干将。”落款：王震。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仍透着劲道。

北大荒终究变成了北大仓。这一段从延安到黑龙江的跨越，用掉十几年的光阴，也刻下两代军人对土地的执着。降薪只是起点，真正不值钱的是工资数字，真正值钱的是粮食和边疆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