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军工东正教：苏联留下的刺，扎得有多深？

我站在莫斯科那座武装力量大教堂门口，浑身都有点发懵。

你见过耶稣手里不拿十字架，反倒攥着一把亮闪闪的大宝剑的吗？

你见过天使怀里抱着的不是圣经，竟是一把AK47的吗？

在俄罗斯，这不是天方夜谭，是我亲眼所见。

俄乌开战之后，我前前后后去了四次俄罗斯。从最东北冻得能冻裂骨头的雅库茨克，到最东南的外东北，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伯力、海兰泡；从绍伊古的老家图瓦，到西伯利亚广袤无垠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俄军最大的兵源地布里亚特共和国，再到从前苏联划出去的外蒙边境。

我走得越远，看得越多，心里就越犯嘀咕。

我看到的俄罗斯军队，根本不是单纯的战争机器。它更像一个被宗教裹起来的怪物——牧师跟着部队出征，在战壕里做弥撒；士兵脖子上挂着东正教十字架，口袋里装着神职人员开光的护身符；军队里的政委，不是咱们印象中讲理论的干部，竟是穿黑袍、戴神帽的东正教牧师。

后来我才知道，这东西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军工东正教”。

一开始我死活想不通，一个曾经高举无神论大旗的国家，怎么就把枪和上帝绑在了一起？直到我读了大卫·M·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写的《大国的解体与重生》，心里那团乱麻才终于被解开。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写这本书的两个作者，可不是什么反苏急先锋。尤其是大卫·M·科兹，他是个美国人，却是个实打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说白了就是“美共”成员。

从1986年开始，这两个人就一直待在莫斯科。他们看着苏联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走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1991年那个冬天，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落下。

他们写的不是一本批判书，更像一本“病历”，把苏联的病灶，从头到脚扒得明明白白。

书里有个观点，一开始我完全不能接受——苏联，拖了俄罗斯的后腿。

这话听着就离谱。谁不知道，现在俄罗斯能在国际上硬气，全靠吃苏联的老本？没有苏联留下的核武器，没有苏联打下的军工底子，俄罗斯怎么敢跟乌克兰打这么久？

可越往后读，我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根本不是什么宝贝王冠，而是一根扎在脑壳里、拔不掉的刺。这根刺，就是苏联所有的制度性问题。俄罗斯所谓的“继承”，不只是继承了核武器和工厂，更是继承了那些藏在骨子里的矛盾和悖论。

书里画了一条特别扎心的“悖论线”，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后半程。

一边是苏联的精英们，手里的特权一代比一代大。他们有专门的商店，能买到普通人见都见不到的商品；有专门的医院，能享受最好的医疗；有专门的别墅，夏天去度假，冬天去滑雪。这些特权，都是制度给的，是明晃晃的“特殊待遇”。

另一边，苏联官方天天喊的口号，却是“平等”“公平”，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你说讽刺不讽刺？制定规则的人，偏偏是破坏规则的人。官员们享受着制度带来的特权，嘴上却要喊着“人人平等”。这种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却没人敢说出口。

就像一个吹得越来越大的气球，表面看着光鲜亮丽，里面全是空气。只要轻轻一扎，就会炸得粉身碎骨。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那根针。

他一开口，说要“公开性”，要“民主化”，人们憋了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全倒了出来。那个藏在水下的矛盾，那个特权与意识形态的撕裂，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岩浆涌出来，淹没了苏联，也淹没了那个曾经喊着“解放全人类”的梦想。

更奇怪的是，那些享受着苏联红利的上层精英，竟然比谁都厌弃苏联。他们住着苏联给的别墅，花着苏联给的钱，心里却天天向往着西方。他们觉得苏联的体制太僵化，觉得西方的“民主自由”才是归宿。

我当时就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得利益者，反倒要亲手推翻自己的既得利益？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他们不想留，是他们觉得，这个体制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了。他们想要的，是更自由的特权，是能把手里的权力，直接变成金钱的自由。而苏联的体制，虽然给了他们特权，却也给了他们束缚——至少表面上，他们还得装装样子，还得喊喊“平等”的口号。

这就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主轴：苏联的制度，反苏联的主义；苏联的精英，反对苏联本身。

更吊诡的还在后面。

苏联解体后，那些反苏联的精英们，以为自己能过上西方那样的好日子。结果呢？他们被西方忽悠瘸了，搞“休克疗法”，把国家的资产贱卖给私人，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可苏联的特权制度，却没跟着苏联一起消失。它像一种遗传病，隔代遗传给了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的那些寡头，那些上层人物，享受的特权，比当年苏联的精英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特权，不再是“藏在水下”的秘密，而是变成了“公开的规则”。

俄罗斯现在搞的国家资本主义，说白了，就是对着苏联的制度，反着来选的。

当年苏联的特权制度，杀死了不适配它的意识形态——那个喊着“平等”的口号。苏联解体后，这些特权阶层，干脆直接搭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一个完全为他们服务的意识形态——国家资本主义。

到这儿，我才算真正明白，为什么说苏联拖了俄罗斯的后腿。

俄罗斯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不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新生的。它们早就存在，是苏联遗留下来的旧疾。俄罗斯没有治好这些病，反而被这些病，拖进了一个更深的泥潭。

除了特权制度，苏联还给俄罗斯留了另一个“包袱”——战争魔咒。

1979年，苏联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谁也没想到，这场战争，竟然让苏联陷入了泥淖，一陷就是十年。

很多人都说，苏联打阿富汗，是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是为了打通南下的通道。可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角度——这场战争，根本不是为了向外扩张，而是为了向内“灭火”。

当时的苏联，国内矛盾已经积重难返。特权阶层的腐败，普通人的不满，经济的停滞，所有的问题都堆在一起，根本疏解不了。勃列日涅夫没辙了，就下了一步昏棋——发动一场外部战争，把国内的矛盾，都转移到国外去。

这事儿，历史上的很多帝国都干过。可苏联不一样，它的所有战争前面，都要加上两个字——神圣。

说白了，他们的战争，都是“圣战”。

苏联之前，沙俄的圣战，是为了上帝打的，叫东正教圣战。士兵们扛着枪，心里想的是“为上帝而战”，死后能上天堂。

到了苏联，上帝没了，就换成了“全人类”。苏联的圣战，是为了解放全人类打的，是为了把“共产主义的光芒”，带到全世界。士兵们扛着枪，心里想的是“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英雄的荣誉”。

你看，不管是沙俄还是苏联，他们的军工，都带着一种特殊的“宗教性”——神圣军工。

战争不是单纯的战争，是“神圣的使命”；武器不是单纯的武器，是“神圣的工具”。这种思想，深深扎根在苏联的军工体系里，也深深扎根在俄罗斯人的骨子里。

苏联留下的这两条“后腿”——一个特权制度，一个神圣军工，最终把俄罗斯拖入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黑洞，也就是我一开始看到的——军工东正教。

读书要读到书之外。《大国的解体与重生》这本书，从斯大林讲到普京，就结束了。可它的后劲儿，却能一直勾到现在。

它捋出了一条苏联向俄罗斯进化的曲线。顺着这条曲线往下看，你就会发现，现在俄罗斯的一切，其实都是注定的。

苏联向俄罗斯的进化，说白了，就是两件事：一是特权意识形态化，二是军工宗教化。

这两件事，还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特权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了。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上层精英，不再需要装样子喊“平等”的口号了。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贫富差距是合理的”，“特权是精英应得的”。这种合理化，无限放大了俄罗斯的阶级矛盾，带来了结构性的混乱。

矛盾越来越大，怎么办？上层精英就需要一个办法，把矛盾转移出去。

军工宗教化，就是最好的办法。

把战争包装成“神圣的使命”，把军工包装成“神圣的事业”，用“神圣战争”的信条，让普通人忘记国内的矛盾，一心跟着国家“对外作战”。他们告诉士兵，你们不是在杀人，是在“捍卫神圣的信仰”；你们不是在发动战争，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

这个循环，从普京上台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2000年新年，普京正式上任俄罗斯总统。就在同一个时期，俄军靠着铁腕，攻陷了车臣。

普京的时代，就是在这场凯歌中，悄然开启的。

也是从那时候起，普京第一次喊出了“精神安全”的口号。这一口号，宣告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军工东正教。

而这一切的开端，其实早在1994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994年，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和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签了一份联合声明——《关于俄联邦武装力量，和东正教会之间合作的联合声明》。

这份声明，说白了，就是把东正教，正式请进了俄罗斯的军队。

从那以后，牧师去军队出差做弥撒，成了家常便饭；军队派士兵给教堂站岗做保安，也成了理所当然。

我第一次听到这事儿的时候，差点以为是别人编的段子。一个曾经的无神论国家，竟然让神职人员，走进了最核心的武装力量体系里。

可这就是事实。

苏联时期，无神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宗教被打压、被禁止。可苏联解体后，无神论一败涂地，东正教卷土重来，而且比以前更加强势。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2009年之后，俄军的政委，就彻底变成了牧师。他们穿着东正教的黑袍，戴着神帽，跟着部队出征，给士兵做思想工作，给武器开光，甚至在战场上，给士兵举行临终祈祷。

到了2012年，绍伊古当了国防部长之后，这事儿就更离谱了。

他不光保留了东正教的“政委”，还专门给俄军，扩编了其他宗教的“政委”——有藏传佛教的，有伊斯兰教的，还有萨满教的。

我在布里亚特共和国的时候，就见过这样的士兵。他脖子上挂着佛教的佛珠，口袋里装着萨满教的护身符，手里却端着一把AK47。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信一个，多一份保佑，打仗的时候，才能活下来”。

你看，这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宗教不再是单纯的信仰，而是变成了一种“精神武器”；军工不再是单纯的产业，而是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图腾”。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专门去了那座武装力量大教堂。

教堂里面，到处都是军工和宗教结合的痕迹。耶稣的雕像，手里攥着大宝剑，脚下踩着炮弹壳；天使的雕像，怀里抱着AK47，翅膀下面，是坦克的模型。墙上的壁画，画的不是圣经里的故事，而是俄军士兵作战的场景——士兵们举着枪，身后是东正教的十字架，头顶上，是天使在飞翔。

当时我站在教堂里，心里五味杂陈。

我想起了苏联时期，那些喊着“无神论”口号的士兵；想起了《大国的解体与重生》里，那些描写苏联精英矛盾的文字；想起了我在俄罗斯各地看到的，那些被宗教和战争裹挟的普通人。

俄罗斯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说到底，还是苏联留下的那根刺，扎得太深了。

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强大的军工，却也留下了僵化的制度；留下了“神圣战争”的思想，却也留下了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俄罗斯没有能力拔掉这根刺，只能任由它在自己的身体里，慢慢腐烂，慢慢蔓延。

现在很多人都说，俄罗斯是在吃苏联的老本。可他们不知道，这老本的背后，是无数的隐患和负担。

苏联的核武器，确实让俄罗斯有了硬气的资本。可苏联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问题，苏联遗留下来的战争魔咒，苏联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撕裂，却像一个个沉重的包袱，拖得俄罗斯喘不过气来。

军工东正教，就是这些包袱堆出来的产物。它是特权阶层转移矛盾的工具，是军工体系神圣化的外壳，是俄罗斯被苏联拖后腿的最好证明。

我第四次从俄罗斯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又翻了一遍《大国的解体与重生》。

书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大国的解体，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崩塌，而是长期的腐朽；大国的重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彻底的革新。”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硬”——强大的军工，强大的军事力量。可它却没能摆脱苏联的“邪”——僵化的特权，扭曲的意识形态。

这“硬”与“邪”的交织，就是俄罗斯今天最大的困境。

我不知道俄罗斯未来会走向何方。我不知道那根扎在脑壳里的刺，什么时候才能被拔掉。我不知道那些被宗教和战争裹挟的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过上真正安稳的日子。

但我知道，只要苏联留下的那些旧疾没有被治好，俄罗斯就永远无法真正“重生”。

就像那座武装力量大教堂里的耶稣雕像，手里攥着宝剑，看似强大，实则早已被战争和宗教，捆住了手脚。

这，就是苏联留给俄罗斯的遗产，一份沉重到，几乎无法承受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