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兼地方与大军区一把手，向中央提出回军队，领导：还能干10年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清晨，积雪尚未融化，西郊机场的冷风刮得人直皱眉。冼恒汉拢了拢军大衣，踏上飞往北京的专机。没有人知道，这位同时握有兰州军区第一政委与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双重重担的少将，此行只为一句话——“能不能让我回到部队？”

冼恒汉的履历不算显赫，却足够厚重。一九三六年，他随西方野战军翻山越岭抵达陕北，从此扎根大西北。八年抗战，他在晋西北啃过黑面馍，也在夜色中潜入日军据点；解放战争打到陕甘宁，他指挥的纵队和胡宗南部缠斗，咬牙守住了米脂、清涧的咽喉。建国后，西北依然需要他。于是，一九五五年，四十五岁的他披上少将军衔，挂帅兰州军区，成为这片高原戈壁的“主心骨”。

如果一切循着常规轨道发展，他大约会在兵营里迎来退休。但一九六七年的“支左”命令，把他从军帐推进了省城兰州的政治漩涡。那一年，他一下子多了三个新头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军区党委书记。人们私下里叫他“四个第一”，表面风光无限，背地里却都是难题。

地方工作和带兵完全是两码事。部队讲命令，动口不如动脚；地方讲关系，你方唱罢我登场。冼恒汉何尝不明白？但命令就是命令，只能一头扎进日常事务。粮站缺电、轻工厂停工、乡镇上访，他连轴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待办事项。表面看来局面未失控，然而一件事令他夜不能寐——兰州铁路局。

兰铁局隶属铁道部，本不归省委直接领导。可当时派性林立，局里工人两派对峙，列车误点成常态。北京施压：地方要出面收拾残局。冼恒汉两头受夹，一边是本不在权限内的铁路系统，一边是日益焦躁的甘肃百姓。几番磋商无果后，他决心亲赴北京说明苦衷。

“让我回军区吧，地方活儿我真不擅长。”在小范围汇报会上，他声音低沉。坐在主位的中央负责同志沉吟片刻，只回了一句：“老冼，你身体硬朗，再干十年没问题。”短短十五字，话音不重，却像戳进心口的一根钉。他明白，一纸任命从来都是命令，不是商量。

回到兰州，问题依旧缠绕。铁路局的纠纷时缓时急，几乎年年复发。深夜的办公桌前，他常对警卫员摆手，“去歇着吧，这摊子事还得理一理。”话里带着疲惫，也带着不服输的倔劲。只是越往后，现实越像沙漠里的风，吹得他眼睛生疼。

一九七七年春末，他又一次被召进京。这回没有熟悉的文件袋，没有归队的命令，取而代之的是“暂调中央学习”。外界传言纷杂，他却很淡定。多年战火里九死一生，他早把得失看淡。接受组织安排，也是一名老兵的本分。

踏出甘肃那天，黄河水仍在城西静静流淌。二十多年戍边治陇，他熟悉这条河的每一次涨落。车窗外，兰州老茶摊的熏香味渐行渐远。新岗位迟迟未到，他开始长时间搁置在北京招待所，读书，写回忆。有人探望，他笑着自嘲：“功大于过吧，剩下让后人去说。”

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开旧尘。关于他在特殊时期的得失，组织给出的结论颇为克制：有成绩，也有缺点，但出发点是稳定西北。没有新的职务，没有公开褒扬，更谈不上处分。一切归于平静，他选择在北京落脚，偶尔回陕北寻访当年战友坟茔，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纵观冼恒汉的轨迹，有人遗憾他错过更高台阶，也有人佩服他的硬朗与局气。支左年代，一批大军区主官兼任地方“一把手”，各有际遇。许世友在南京城头挥舞双枪，杨得志在济南调解派性，韩先楚在福州巡山涉海。而冼恒汉面对的，是青黄不接、矛盾丛生的西北咽喉。说他“名气不大”，却无人否认他扛了最沉的担子。

有意思的是，他从未就个人遭际与人争辩半句。身边旧部回忆，一次小聚，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摆手：“那年月，谁能置身其外？咱们活着就算赢。”短短十字，一笑而过。昔日的刀光与风沙，被一杯青稞酒沉入喉咙。

一九九七年深秋，戈壁传来噩耗——冼恒汉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七岁。消息不算轰动，却让许多西北老兵红了眼眶。有人给他写挽联，横批只有四个字：“四个第一”。字不工整，却沉甸甸地压在花圈上，像他当年背负的职责。

今天翻检档案，能看到关于兰州铁路局那摞卷宗，上有密密麻麻批语，最醒目的一行是他的亲笔：“不避嫌，不推诿，若有过失，责在我身。”落款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字体端正，用笔沉稳，像黄河岸边的老槐树，经历风沙，依旧挺立。

冷战的余温早已散去，但那拨老将军留下的背影仍然清晰。冼恒汉未向命运讨价还价，他只求把眼前的关口守住。这是一名老红军最朴素的信条：听命，担责，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