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湖北精神病院黑箱，怎么成了“莫粉”抹黑中国？

昨天我发了一篇有人这样留言：

这两位一个来自湖北，另一个竟然来自加拿大；一位说我是在骂国家，另一位说应该把莫言和“莫粉”都关进精神病院去，因为这些人都是真的精神病。

下午“人民日报评论”发表《如此精神病院“黑箱”，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文中说：

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在全国持续高压打击欺诈骗保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精神病院依然能成为“黑箱”？又是什么让它们如此肆意妄为？

医保资金是谁的钱？是全国人民的钱，是你我他的钱。前面那位湖北朋友看来不知道，襄阳市精神病院骗保，受害者不仅仅是医院里的精神病人、被骗进去的老人，受害者也许就有他这位“无忧无虑”。如果骗保行为猖獗，也许有一天他去看病的时候，就有了大“忧虑”。

天知道这个黑产业链中，会有多少黑了心的贪墨行为。

如此说来，批评襄阳精神病院的“黑箱”，是明明白白地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贪腐，小号虽然是自媒体，但是和《人民日报》的立场是一致的，我怎么成了攻击抹黑中国呢？莫言，还有我，怎么成了“真的精神病人”了呢？

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揭示批评问题=抹黑中国。

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120年前就有人针对鲁迅、胡适等人写文章说，外国也有虱子，你们既然说中国不好，为啥不搬到国外去？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更是泛滥着这种荒唐的思维方式。1977年卢新华发表《伤痕》，刘心武发表《班主任》以后，“伤痕文学”掀起了热潮，但是很快，有人说应该提倡“歌德文学”，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缺德文学”；又有人说应该提倡“向前看的文学”，反对“向后看的文学”。踏上了新征程，再写什么“伤痕”，这是“向后看的文学”。也就是说，经历了妻离子散的痛楚，人们是不应该舔舐伤口的。

九十年代，季羡林说，巴金先生是热烈地爱着祖国的，否则他怎么会以残躯之身，忍着病痛，用几年时间写《随想录》呢？

按照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季羡林是要被破口大骂的。

无论是鲁迅，还是季羡林，还是刘心武，恐怕都想不到，在手机互联网时代，很多以为解决了的思想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班主任》永远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看，《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在文学技巧上实在没有什么创新，甚至很有些粗糙，但是《班主任》提出的“救救孩子”，这样的声音永远振聋发聩。谢惠敏、宋宝琦这两个孩子身体都很健康，但是他们分明又“有病”，要想治病救人，总得发现有病，总得承认有病。

《新京报》记者通过“卧底”，发现了几种“病痛”呢？“人民日报评论”说得好：

真正卑劣的，是将患者视为经济动物“圈养”的精神病院。它们把医保基金当作予取予求的蛋糕，把患者的健康状态核算成账本上的数字，把患者的痛苦、孤独与反抗视为需要暴力压制的“管理成本”。这不仅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更是对人伦底线的彻底践踏。

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把精神病人当作动物一般“圈养”，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就是这个题材。

作家是要发现“社会病”的，记者是要发现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这两种人殊途同归。

试问假如不是《新京报》记者揭开黑幕，湖北省的精神病院，还要肆虐多久？医保资金的黑洞、病人受到的非人待遇，还需要多久才能大白于天下？

刘心武也好，莫言也好，《新京报》记者也好，《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好，他们都是为老百姓发声，他们都是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们都站在人民立场上，他们才是社会的良心。

如果没有他们，那位“无忧无虑”先生，有一天遇到大问题，是没人替他说话的。

襄阳精神病院的事，“人民日报评论”说得很清楚，“病根”找得很准，但我以为，“有病”的不止那些黑心投资者、有权的审批者、医院的黑心管理者，那些漠视他人权利也就是无视自身权利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同样很有些病态。

鲁迅弃医从文，也就是这个原因，他到临死时还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砚边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