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巧合还是泄密？西方国家为什么，总能提前预判中国最新消息？

以前，美国媒体总能在我们阅兵前就放出东风导弹的射程数据，可明明这是国家机密，怎么就让外人猜得八九不离十？说到底，情报外流这事儿，从建国初期到如今高科技时代，境外势力都在想方设法钻空子，挖我们的墙脚。

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安全一直是头等大事。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刚打响，境外势力就想从内部下手。

刘青石原先在国民党国防部干活，新中国成立后隐瞒身份，混进北京某军事机关，负责后勤。他利用职务便利，接触志愿军部队调动和武器装备清单，每天上班带上小型电台，晚上在宿舍地下室发送编码情报，先传给台湾省特务，再转给美国。

国家安全部门通过异常信号追踪，于1950年秋季抓获他和20多名同伙，切断了情报链条，避免了志愿军作战部署外泄。这案子一破，国家开始加强保密法规，定期培训涉密人员，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进入现代，情报窃取手段更隐蔽了。郭万钧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研究所从事导弹研究，参与东风-31战略导弹设计。他作为副总工程师，他掌握导弹射程参数、弹头结构和飞行轨迹计算等绝密资料。

九十年代初，他遇上沃维汉，后者早年留学德国，留学时被台湾省军情局策反。沃维汉在回国后表面进行医药贸易，实际物色国防科技目标。

两人从亲戚婚礼相识，沃维汉用金钱拉拢，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郭万钧先后提供7项绝密情报，包括东风-31射程参数和设计细节。这些情报先到台湾省军情局，再转美国，让西方提前掌握中国战略武器进展。

直至2005年初，国家安全部门从郭万钧家庭账户不明美元入手，抓获两人。

法院审理认定情报泄露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巨大危害，2007年5月24日一审死刑，2008年1月29日终审维持，同年11月28日执行枪决。案子破获后，国家升级国防科技保密措施，弥补技术缺口。

而且海洋领域窃取情报也常见。

2016年，江苏连云港渔民出海捕鱼，捞起球形装置，表面有外文字母和电路板，经鉴定是境外投放海洋监测设备，能采集水文数据、舰船声纹和海底地形。类似装置在江苏、浙江、海南等地也多次被渔民捞起，数据直传境外，帮助西方分析中国海军活动。

国家安全部门顺藤摸瓜，摧毁多条投放链条。并在沿海地区加强了巡查，而渔民如今也更警惕，会在出海时留意可疑物体。

除此之外，间谍活动还延伸到政府机关和科研院所。一些工作人员被境外势力贿赂，泄露政策文件或经济数据。高校成为重点渗透地，境外机构以合作课题名义，要求教师提供实验成果。

国家安全部门多次破获系列案件。这而些案件结局相同，涉案者均受法律惩处，国家安全得到维护。

其实，西方情报机构渗透历史悠长，从1950年刘青石案到近年网络攻击，都威胁我国主权。国防科技领域的窃密之所以高发，是因为这些信息直接关系国家主权和安全。

一款新型武器的研发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旦核心技术泄密，不仅让前期投入打水漂，还可能让对手针对性地制定反制措施，使我国在军事对抗中陷入被动。

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了窃密者的“人才基地”，是因为其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科研项目，并聚集顶尖人才，学术交流频繁，才给了境外情报机构可乘之机。

但面对越来越先进的窃密手段，我国反制技术也在不断升级。现在的网络窃密已经不是简单的黑客攻击，而是像美国APT-C-40组织那样，进行长达数年的持续性渗透。

360公司披露，该组织类似CIA的APT-C-39，对我国进行了11年的网络渗透，针对政府、军工、科技等多个领域发动攻击。但我国网络安全企业和国家安全部门密切配合，通过监测异常流量、分析攻击路径、溯源攻击源头等方式，成功化解多次风险。

在加密技术方面，我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很多涉密单位都采用自主研发的加密通信系统，从硬件到软件实现全面国产化，避免国外技术的后门风险。

我国在法律上，早就出台了《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保密责任和泄密处罚措施。

现在很多单位定期开展保密培训，让员工了解窃密常见手段和防范方法，提高保密意识。在涉密单位，保密制度贯穿工作的方方面面。

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竞争，间谍活动就不会消失，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窃密者都抓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防御，我们要构建一套“人防+技防+制度防”的立体防护体系，让窃密者无隙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