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国家原本属于中国，独立后现状凄惨，如今他们后悔了吗？

昔日，它们曾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肌理之中——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连祭奠先祖的仪轨与日常衣饰的式样，都遵循着同一套古老范式。

而今，这三地的发展轨迹却令人唏嘘：挣脱原有政治纽带之后，非但未能迎来经济腾飞，反而在国际坐标中频频失焦，前路愈发混沌。

那么，究竟是哪三个地区曾在历史长河中与中国渐行渐远？如今它们的真实发展境况如何？回望来路，是否有人悄然生出追悔之意？

历史从不凭情感落笔，最终由实效定调——谁能托举起民生福祉，谁便自然成为区域重心。蒙古、越南、图瓦，皆非偶然闯入中国王朝叙事的“过客”，而是绵延千载、深度嵌入中原治理体系的稳固支点。

何止地理隶属？某些区域甚至需定期遣使赴京朝觐，岁贡鹿茸、貂皮、人参等珍品，与清廷关系之亲厚，远超一般边疆羁縻之地。

率先转向的是越南，其地原属秦代象郡辖境，汉武帝时更被析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行政管辖，延续近千年之久。这种“郡县化”治理绝非象征性存在——中央可任免地方长吏、颁行律令、征调赋役，实为帝国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转折点出现在19世纪末，法国殖民势力强势介入，清廷应对乏力，被迫签署《中法新约》，正式放弃对越宗主权，百年宗藩体系自此崩解。

自此，越南彻底脱离中国传统政治秩序轨道，相继经历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日本军事占领阶段，直至1945年宣告建国，确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号。

然而，新生政权并未迎来和平安宁的发展窗口。

长期殖民统治掏空了本地经济根基；独立后又陷入长达三十年的战争泥潭，人力物力持续耗损，城乡凋敝，民众基本生存尚难保障。

虽于1986年启动“革新开放”政策，工业产值有所攀升，但结构性短板始终未破——产业层次偏低、技术积累薄弱、内生动力不足。

当前越南人口逾1.02亿，国土面积约33.1万平方公里。其增长引擎高度依赖农产品出口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驱动特征显著，本土产业链条短且脆弱。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国硬化公路覆盖率不足四成，偏远乡村仍以土石路为主；电力供应不稳定，部分地区日均断电超六小时；人均GDP仅为中国的18.7%，尚未突破4000美元大关。

尤为突出的是战略定位摇摆不定：既渴望融入欧美主导的规则体系，又试图借力东盟与邻国深化合作，却迟迟未能锚定清晰的国家发展主轴。

民族结构亦埋藏隐忧：54个官方认定民族中，京族占总人口八成以上，其余少数民族在教育、就业、语言传承等方面面临系统性支持缺位，社会整合难度持续加大。

倘若历史重演，继续作为中国发展战略腹地的一部分，凭借今日中国庞大的市场容量、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日益成熟的基建输出能力，越南本可跃升为亚太重要增长极之一。

至于是否心存遗憾？观察其持续引进中国高铁技术标准、频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主动参与RCEP框架下规则协同等务实举措，答案已不言自明。

第二个脱离中国治理体系的是蒙古高原主体区域——蒙古。它与越南的治理逻辑迥异：越南为郡县直管千年，蒙古则以藩属—羁縻体制维系数百年，政治黏性略逊，文化认同却极为深厚。

元代始将其纳入中央集权版图；清代更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漠北诸部，军政事务悉归理藩院统筹，行政建制与内地行省趋同。

近代沙俄借清朝衰微之机，加紧渗透外蒙上层，鼓动“自治”“独立”思潮。辛亥革命后局势骤变，外蒙王公趁势宣布“自治”，但北洋政府及后续民国政府始终拒绝承认其法理独立地位。

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迫于苏联外交压力与国内战局困局，终予正式承认，这片横跨东亚腹地的辽阔疆域，就此退出中国主权范围。

独立后的蒙古国，发展窘境较越南更为严峻。

其国土面积达156.65万平方公里，却仅承载342万人口，地广人稀程度世所罕见。境内七成以上为荒漠草原与戈壁，冬季严寒漫长，无霜期短，农业开发条件极为苛刻，工业化基础近乎空白。

经济命脉维系于传统畜牧业与初级矿产开采。牧业仍以逐水草而居的粗放模式为主，抗灾能力极弱——一场白灾（雪灾）即可导致数十万头牲畜死亡，牧民家庭瞬间返贫。

矿产资源虽丰饶，探明铜、钼、金、煤等矿种逾80类，但受限于技术、资金与运输瓶颈，长期处于“挖矿卖土”阶段，深加工环节几乎全由外资掌控，本地仅获微薄资源税与劳务收入。

2024年蒙古国GDP折合约79.3万亿图格里克，换算人民币不足1920亿元，尚不及江苏省昆山市年度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国铁路运营里程仅1815公里，高等级公路不足500公里，首都乌兰巴托核心城区现代化道路占比不到35%，大量居民仍栖居于缺乏集中供暖与污水处理系统的棚户区。

生态危机同步加剧：草原退化率年均达0.6%，沙化土地扩展至国土面积的76.8%，春季沙尘暴频次十年间上升47%，民众呼吸健康持续承压。

地缘处境更显被动：深陷中俄两大邻国之间，无出海口，对外贸易90%依赖过境运输，政策自主空间极其有限，在能源定价、跨境基建、金融结算等领域几无议价能力。

第三个是鲜为人知的图瓦地区。

多数人对其陌生，但它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努乌梁海，地处亚洲腹心地带，毗邻西伯利亚南部。

早在盛唐时期即纳入中央政权版图，设立坚昆都督府实施军政合一管理；元明清三代均延续有效管辖，清代明确划归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法律文书、户籍档案、税收记录俱全。

清末列强环伺，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乌里雅苏台界约》等不平等条约蚕食其西部疆域，继而策动当地贵族分离倾向。

1919年，北洋政府曾派兵收复唐努乌梁海，但因军阀混战、财政枯竭及苏俄武装干涉，实际控制仅维持数月即告中断。

1944年，该地区被苏联单方面并入版图，1961年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今称图瓦共和国。

脱离中国后，图瓦的发展跌入谷底，成为三者中境遇最堪忧者。

其面积16.8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33.2万人，地处西伯利亚山地腹地，交通闭塞程度惊人。

至今未通铁路，对外联通仅靠两条省级公路与季节性航线，其中M54国道图瓦段近半为砂石路面，冬季封冻期长达五个月，航空运力亦受天气制约极大。

经济结构极度单一：农业以耐寒青稞种植为主，畜牧业限于小规模家庭牧场，工业门类几近真空。2018年GDP为688亿卢布，折合人民币约58.3亿元，人均GDP不足1.8万元，相当于中国中西部县域平均水平的62%。

民生基础异常薄弱：全境仅17%村庄实现稳定供电，31%居民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基层医疗点覆盖率为每万人1.2个，儿童疫苗接种率低于全俄均值23个百分点；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勉强维持在94.5%，初中辍学率高达18.6%。

尽管名义上享有俄罗斯联邦内自治共和国地位，但实际治理权高度集中于莫斯科。预算拨款占其财政总收入的81.4%，重大投资决策、能源定价、教育大纲修订均由俄联邦政府直接拍板。

文化存续面临断代风险：图瓦语使用人口十年间减少39%，公立学校俄语授课率达100%，传统呼麦艺术传承人平均年龄超65岁，游牧知识体系正加速消亡于标准化教科书之外。

越南、蒙古、图瓦，三地皆曾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脱离原有政治架构后，无一例外陷入发展停滞、民生困顿、身份焦虑的多重困境，现实境况层层递减，令人扼腕。

关于是否追悔，无需明言——当越南持续引进中国5G基站设备、蒙古将人民币列为第二大储备货币、图瓦青年赴华留学人数年增22%，历史的答案早已写在现实的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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