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呈现工人群体的多维视角

作家蒋子龙在其工业题材小说《开拓者》中写道“不想惊人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作家武歆的新作《师傅》则令人感到吃惊——玉面书生之形象下竟藏有数年一线工人的经历。“在各种机器的噪声中，终日挥汗如雨”，这样的叙述不是那些“没出息”的技巧所能替代的。《师傅》的写作是真诚的，也是值得尊敬的，这位往日的工人以切实的体悟破除了概念化之魔咒，今日的作家站在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上重新书写那段岁月。对作家来说，这段经历是可贵的，真切地回应着蒋子龙的箴言：“没有工业，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文明”。作为后学，武歆以生活之温暖感受写出了工人群体的坚实有力与豪迈热烈，他自觉地“站在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前沿”，通过12位师傅或者说12段故事，力图把工人的生产劳动同丰富的个性结合起来，同生动的天津文化结合起来。

在《师傅》里，12位师傅各有所长，但给师傅们带来尊严的是纯粹的劳动，他们身上有着为劳动无私奉献的崇高感和理想精神。哪位师傅拥有一门生产“绝技”，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们“特别崇尚技术，不管是对技术人员还是对能看懂图纸、技术好的工人，眼神里跳跃着闪闪发光的‘大拇指’”。师傅们立志成为生产一线的“大工匠”，于是杨伟东们焚膏继晷、精益求精，练就了个个鬼斧神工、无人能及的巧技，王岳翰的“盲焊”，老李师傅与杨伟东用大小锤敲击《喜洋洋》，老贾师傅甩尺不差分毫……双手是丈量世界最精密的标尺，技术升格为技艺，承载着师傅们的荣誉。通过手工操作磨砺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地，这种“千锤百炼”的精神是匠人精神的基石，也是“七○届”身上时代烙印的真实写照。此外，师傅们对劳动技术的评判与应用也绝不限于体力操作上，有志于从事写作行业的“我”，也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认可。可见，师傅们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真理性认知是全面的。

如果将工人视作一种现代职业，那么武歆笔下的师傅们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相较师徒情义的“师父”，“师傅”更近于技艺之传授，而非情感关系。正如作家所言，他有二十多位接触较多的师傅，以及四百多位“准”师傅，在大工厂的生产模式下，“师徒制”首先是学习技术，然后是生活上的交际。《师傅》对每位师傅的命名，正是基于技术特点的外号式归纳，其技术也“闪烁着梦幻的光泽”。工作中他们拥有着今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精神，即便现代科技在逐渐替代直尺、大锤、点砂轮等人力操作，这些品质依然不可或缺。师傅们基本都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任劳任怨，那一代劳动者身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出于自觉的，自然是一种充满活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如今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席卷之时，人们开始以“牛马”之言对劳动价值进行解构，随之远逝的还有《师傅》所传递的“劳工神圣”观念。读完全篇，我隐约有一种人心不古的感怀，或许这也是武歆为工业小人物立传的意义——延续一种精神。

蒋子龙曾批评诸多工业写作，“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近来，一些“工业小说”犯了“重生活而轻生产”的偏颇。武歆拥有一线生产经验，其创作颇具在场感，他写出了大工业生产模式下的个人操作与集体协作，还有师徒间的微妙情感以及工业生活的细致体验，这不是简单的观察所能实现的。无论是大锤、小锤，还是钢直尺、卷尺，作家记录下了铆工组的生产状态，对每一个步骤、工序、细节都有精细描摹，结合挥锤造物的经验，其叙写更具可信度。作为一名“转益多师”的学徒，作家对工厂的生产链条做到了全面掌握，机器零件命名之下是充沛的技术述写，让《师傅》有了镜头化的叙事力，生产活动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比附也相得益彰。《震动剪·卷毛孙》一章中，“我”对震动剪身临其境的操作感受再度证明了这一点，《师傅》绝非是那种对工业产业的常识性写作。通过文字的专业性来看，“我”是一位合格的工人，从那些生产场景不可置疑的真实性来看，“我”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可见小说充分兼顾了文学性与纪实性。

《师傅》是一部向工人阶级致敬的作品，师傅们是一群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奋斗者。武歆全景式还原了当代天津工人生活场景，再现天津城市化进程,真实又丰满，栩栩如生。而正如汤普森所言,“工人阶级在被别人形成的同时，也在自我形成”。《师傅》的魅力在于揭示了工人群体的主体性，师傅们的形象是同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不仅是生产一线的“大工匠”，他们还是人夫、人父、人子，要为衣食住行忙碌，生活充满了嬉笑怒骂。主体性的书写是经历与感悟的深度书写。作为新一代的劳动者，师傅们工作之余要面对新的空间，生活世界自与劳动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家庭也不是纯然的工厂延伸，师傅们的亲属有医生，有相声演员，有大车司机，即使一名师傅在工厂如何身怀绝技，这种光环无法带回家庭生活，他们依然遭遇着不同的琐事，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

此外，“我”是作家选取的叙述立足点，既便于带入回忆的叙事中，又因年龄尚幼，“我”的视角在好奇中放大了某些场景，描摹师傅时也有了一种崇拜之情，自然凸显了形象之特性。一方面，“我”在集体生活中体验人间真情，另一方面，师傅们将日常体悟与经验，化为输送给“我”的人生经验，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字字珠玑。作者的语言总是在维系实用与文学之间的平衡，以“我”作为切入点，对工人生活的融入与契合，找到了粗犷工业生活中的审美元素。

《师傅》在民间的娱乐氛围中以饶有趣味的文字捕捉到天津特有的味道，既包括天津人印刻在骨子里的幽默感，又不失因人而异的具体生活，或者说是一种接地气的生活。对于武歆而言，书写“津味”不只是再现方言、饮食、习俗、景观等表面化的地域文化特征，虽然《师傅》对此投入大量笔墨，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师傅们身上那种直爽、乐天‌、务实的独特性格，被塑型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上。如脚臭的老朱师傅不会为自己的脚臭而自卑，反倒“逗闷子”说：“用一双臭脚挽救了肠子、肚子、心、肝、肺，多值啊！”这是典型的“津味”表达，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乐观与豁达。我想，这便是武歆命名的“‘社会工业’题材”所特有的人文内涵。

蒋子龙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泛工业题材时代”的文学概念，似与“‘社会工业’题材”异曲同工。武歆站在更宽阔的立场上呈现工人群体的多维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现代与传统混同的“场”。而他并没有携带过于强烈的现代气质，依旧为我们展现出“为人民抱薪”的传统意志与“专心致志，以事其业”的工匠精神，也许“大国工匠”所依从的现代性路线，依然需要传统的理想主义来点燃。（作者系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