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选紧要关头,高市早苗突然缺席重要讲话,日本首相最终还是选择了避门不战。
1月31号下午,高市早苗的竞选车队停在川崎,扩音器里喊得热,自民党的旗子也飘得很稳。高市在台上那句“日元便宜是好事,日元贬值是好事”,一下子把空气划开了。
对出口企业来说,这句话当然能换来掌声。食品也好,汽车也好,汇率一贬,账面利润看起来就“多出来了”。高市甚至顺手点到外汇特别会计,说运用得“ほくほく”,意思是赚得发烫,像刚出锅的栗子一样甜。
米价、油价、电费、孩子补习费,哪一样会因为“外汇特别会计”变得更便宜?你说日元贬值是好事,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理解宏观,而是下意识摸一摸自己的口袋。那一秒钟,政治叙事和生活体感就开始分家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愿意用“瓜达尔卡纳尔”来比喻这一段,而不是滑铁卢。
滑铁卢是被打垮,是一场战斗的终局。瓜达尔卡纳尔不是立刻输掉战争,而是第一次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野心和你的补给不匹配。
高市那句“日元贬值是好事”,就像把补给线暴露在聚光灯下。你当然可以补一句“我不偏好强日元还是弱日元”。高市后来也确实在舆论反弹后改口,说自己并不偏向某个汇率方向。
但问题已经发生了。不是一句话能不能圆回来,而是选民开始问,你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站在报表的一边,还是站在账单的一边?
更关键的戏在周日早上。按原计划,周日早上九点的NHK《日曜討論》是一个必须出现的舞台。它不是一般的综艺式露面,而是日本政治在选举前把各党主张摆上台面的公共程序。
偏偏就在讲话开始前,高市突然缺席。多家日媒与政党方面给出的说法是“游说中手臂受伤,需要治疗”。
在技术层面,这当然可以理解。人会受伤,行程会变更。可政治从来不只看技术层面。尤其是在昨天刚把“弱日元是好事”说得那么满之后,今天就避开全国性直播的讨论场,这个动作会被自动翻译成另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不打算在理性公共空间里,把昨天那句话讲清楚。
这就是“瓜达尔卡纳尔之后”的那一幕。不是被打败,而是开始弃阵。昨天的问题是补给线暴露,今天的问题是指挥者离开阵地。
你要真有把握,你就该去。你可以讲“出口红利如何转化为家庭收入”,你可以讲“能源进口如何对冲”,你可以讲“财政如何把汇兑收益回到民生”,哪怕讲得磕巴都行。政治的基本盘不是完美答案,而是愿不愿意承担解释成本。
缺席则把成本全部留给别人,让对手在台上讲,让观众在评论区骂,让支持者在群里护。于是场面就会变得很日本,很网络,也很残酷。
日语里有个让人背脊发凉的同音。闘争和逃走都读とうそう。有人把希特勒的《我が闘争(我的奋斗)》故意写成“我が逃走(我的逃走)”,不是为了耍嘴皮子,而是因为语言恰好揭开了人性的一条滑坡。斗争一旦失去现实支撑,就会滑向逃走。
而且,是日本有名评论家以此暗指高市早苗约等于希特勒!再看《日曜討論》,讨論的とうろん如果被拿来改写成“逃論”,你会觉得像段子,可段子背后是判断。
一个政治人物不出场,不回应,不解释,不承担,那就不是討論,而是用缺席完成“逃論”。你可以继续喊口号,可以继续强调国家处境,可以继续把外部紧张当作动员燃料。但只要你不肯站到讨论席上把账讲明白,公众就会把你的“斗争姿态”读成“逃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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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两天串起来看,结构就很清楚了。解散众议院像珍珠港,抢的是时间,打的是节奏,短期还真可能有效。
那句“日元贬值是好事”像瓜达尔卡纳尔,暴露的是能力,暴露的是你到底拿什么给社会补给。周日缺席《日曜討論》则更像瓜达尔卡纳尔之后的撤退动作。不是全面溃败,却是最伤士气的那种退。
它告诉所有人,你可能还站在台上,但你已经不愿意站在问题面前。到这里,民调掉不掉都只是表象。更深的变化是,你开始失去解释权,也开始失去把叙事重新拧回来的自由度。
政治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犯错之后不敢上桌。珍珠港之后还能编故事,瓜达尔卡纳尔之后故事就会越来越难编。因为补给和生活不讲情面。
你可以说日元贬值对出口有利,你也可以说外汇特别会计赚了钱。可当民众的购物篮越来越轻,你还把这当作“好事”,再用缺席去回避追问,那就不是滑铁卢那种一战定输赢,那更像二战里那种漫长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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