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徐州城外,一位身穿灰布长衫、拎着竹篮的老人站在第一军的军营门口,风尘仆仆。
来人姓胡,是从千里之外赶来的。
他不是为别的,只是想见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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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以为此行是一场父子团聚,怎料,守门卫兵却传来几个字:“我不认识他!”
胡宗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父子最后是何结局?
湖州的老街小巷里,胡宗南幼年就生活在那里。
七岁那年,母亲病逝,葬礼极为简单,亲戚寥寥,胡宗南那时或许还不太明白死亡的含义。
他只是本能地感到冷、饿、无依。
而更令他痛苦的,不是母亲的离开,而是之后的日子,父亲胡镜清仿佛也一并离去了,虽然人还在,却如同失了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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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镜清生性懒散,成日混迹在茶馆、街角的赌摊,他对胡宗南的存在,似乎毫不在意。
街坊邻里都能听见小胡在屋里嚎啕大哭,饿得嗓子都嘶哑了,胡镜清却只当没听见。
甚至有时连饭都不做,就端着碗在外头蹭饭吃。
真正拉了胡宗南一把的,是他的伯父胡俊清。
这位严肃的长者看不下去,几次三番来到胡家,最终将他带回了自己家中。
从此,伯父伯母便成了他的半生父母,活虽不富裕,但胜在温情有度。
胡宗南聪明懂事,读书成绩优异,伯父便咬牙供他上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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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命运终究绕不开亲生的血缘。
胡镜清偶尔也会回来看儿子,他指着胡宗南的书本说:
“念这个有啥用?我给你安排个事儿,稳当。”
而胡宗南则冷着脸,一言不发。
这段裂痕在胡宗南中学毕业后彻底裂开了口子。
彼时他在孝丰县立小学任教,日子清贫却充实,更重要的是,他邂逅了一段真挚的情感。
她叫方阿英,是他共事的女教师,两人因工作接触频繁,性情又相投,很快陷入爱河。
那时的胡宗南,几乎动了成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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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份柔情,终究没逃过父亲的干预。
一天清晨,胡镜清突如其来,他推门而入,语气轻快却满是算计:
“我给你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药铺东家的女儿,人家财大气粗,还能给你铺路。”
胡宗南愣住了,拒绝得干脆:“我已有恋人。”
胡镜清冷笑:
“你那算什么恋人?方家早晚要把她嫁给周宜德,识相点。”
原来,那位药铺老板的儿子也觊觎方阿英,眼见她投向胡宗南,便生出怨气,胡镜清此举,显然是为了攀附权贵。
胡宗南震怒,胡镜清却拍案而起:“别拿感情当饭吃!我说了算!”
争执在饭桌上爆发,言辞激烈,胡镜清最后一句话如同利刃:
“你若不听我安排,就别再认我这个爹!”
胡宗南站起身,椅子翻倒在地,他脸色苍白:
“好,从今往后,我就是个没有父亲的人。”
说罢,摔门而去。
离开家乡的那一年,胡宗南几乎是断根而走。
他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地址,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孝丰的山水。
对他来说,那不是一次普通的远行,而是一种自我切割,与父亲、与旧日情感、也与那个让他感到屈辱和无力的出身。
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
身无长物,靠着微薄积蓄辗转各地,直到来到广州,站在黄埔军校的报名处。
从踏入黄埔的那天起,胡宗南就像换了一个人。
他不善交际,却异常自律。
他终于进入了一个只讲能力、不问出身的世界。
毕业之后,胡宗南的人生开始迅速上扬。
北伐、中原大战、淞沪抗战,他几乎没有缺席任何一场关键战役。
蒋介石对这个同为浙江籍的学生尤为器重,在他身上看到了可靠二字,不张扬、不结党。
很快,胡宗南创造了一连串纪录,黄埔生中第一个当上军长,第一个晋升上将,第一个集团军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官。
到抗战后期,他已坐镇西北,指挥数十万大军,势力横跨陕甘宁青新五省,被外界称为西北王。
军中的胡宗南,是一台精准运转的机器,他很少谈起过去,更几乎不提家庭。
对外,他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对内,他像一个始终站在边界线上的人。
1936年,消息传到浙江湖州时,胡镜清愣了很久。
那天,他是在茶馆里听人闲谈的,说的是徐州驻军,说的是第一军军长,说的是一个姓胡的将领,年纪不大,却已是国民党嫡系中的红人。
旁人说得眉飞色舞,胡镜清却越听越坐不住。
那一瞬间,他几乎可以肯定,那个人,就是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儿子。
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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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他已经许久没有在嘴边提起了,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自从当年那场争执之后,父子之间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各走各路。
胡镜清在老家兜兜转转,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而关于胡宗南的消息,却一条比一条耀眼。
军长,第一军,徐州。
这些词对胡镜清来说,既陌生又刺眼。
他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骄傲,也有迟疑,更多的却是一种迟到多年的惦念。
思量再三,胡镜清还是动了身。
他借了路费,收拾了两件衣服,带上干粮,从湖州出发,一路辗转,奔向徐州。
他已经上了年纪,身体大不如前,可一想到也许能见到儿子,脚下便又生出几分力气。
在他的设想里,这次见面或许并不会太热络,但至少,该有一句话。
第一军司令部,比他想象中要森严得多。
高墙、岗哨、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军营与外界隔成了两个世界。
胡镜清站在营门口,长衫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鞋沾满尘土。
他抬头望着那块牌子,喉咙发紧,半晌才对哨兵开口,说自己是来找胡宗南的。
“我是他爹。”
哨兵上下打量了他几眼,显然有些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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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辞,他不是第一次听到,可胡镜清报得出老家、说得出往事,语气又不像作假,哨兵犹豫再三,还是进去通报了。
等待的时间,变得格外漫长。
胡镜清站在原地,过了很久,哨兵才再次出来。
他的神情有些尴尬,说话时刻意压低了声音,像是在替谁遮掩什么:
“老先生,您……还是回去吧。”
胡镜清一愣,下意识追问:“军长呢?他什么时候出来?”
哨兵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胡镜清心里一沉,语气不自觉地急了:
“你倒是说啊。”
那名年轻士兵终于低声说出了那句话。
“军长说,他不认识你。”
胡镜清站在那里,耳边嗡嗡作响,一时间竟没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听岔了,又让哨兵重新通报了一次,结果,回应依旧。
不认识,不是没空,不是军务繁忙,而是干脆利落地否认。
那一刻,胡镜清只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路奔波,不是走错了路,而是走错了时机,他来得太晚了,晚到儿子已经不愿意承认这段关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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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离开了,当天夜里,他住进了一家小旅店。
屋子简陋,灯光昏暗,他想不明白,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再怎么说,也是血脉相连的父子,哪怕怨恨未消,也不该如此决绝。
就在他合衣坐在床边发呆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门,他看到了胡宗南。
多年未见,儿子已完全变了模样。
“你来干什么?”他语气生硬。
胡宗南站在门口,没有进屋,只是说白天军中人多,不想在军营中引起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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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与情感无关的公务。
说完这些,他从口袋里取出三百块钱,放在桌上。
那是补偿,也是界线。
胡镜清看着那笔钱,心里最后一丝期待也随之崩塌,他没有去拿,只冷冷地回了一句:
“把你的钱拿走,我一分不要。”
胡宗南沉默了片刻,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胡镜清独自返乡,此后,父子二人,再未相见。
离开徐州那年冬天,胡镜清的脚步更慢了,回到孝丰后,他很少再出远门,也不再提起宗南这个名字。
人问起儿子的近况,他总是含糊地笑一笑,说好得很,却从不多谈一句。
再后来,年岁渐长,胡镜清病倒在床,直至终年。
在家族的族谱上,他的名字依旧赫然在列,却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归处的名字。
从徐州一别至此,父子再无一面,终成陌路。
但胡宗南,真的忘了吗?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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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主动提起父亲两个字,哪怕在私人场合,哪怕在最亲近的身边人面前。
有人讨论,否认之后的夜晚,他还是去了旅店,还是递上三百元。
那是愧意还是分割,没人说的清楚。
但他还是用一种最粗暴、最有效的方式,把父亲推出自己的世界。
此后多年,他的人生履历依旧光鲜,调任西安、转战西北、主持要务……
而营门那天的故事,好像从未发生过。
这世上,最难解的,不是仇,不是冤,而是爱过、怨过,却又无法说清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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