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说来有趣，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出于偶然的机遇而非主动的探寻。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却恰恰属于后者，它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踏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发现的。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和考古学家。1959年夏，他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寻找“夏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多处遗址。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自1959年秋季以来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的围墙等。此外，还有大量各类珍贵的文物。那么，二里头遗址到底有多大呢？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比4个紫禁城还要大些。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聚落，而是一个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我们先来看看二里头都邑的选址。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其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微高地上。1982年夏天，伊洛河流域遭遇洪灾，整个“夹河”地区全部被淹，唯有二里头这片高地在水面之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遗址微地貌的优越性。接下来我们看看二里头都邑的布局。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最核心的是宫殿区，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我们发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大路已知长度超过1000米，一般宽10多米，最宽处达20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近年，我的年轻同事们在宫殿区外又发现了向外延伸的道路旁的多个带有围墙的院落，由此可知二里头都邑呈现出多网格的城市布局。
在宫殿区内，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坐北朝南，接近磁北方向，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与紫禁城的布局一脉相承的宫城遗迹。虽然二里头宫城的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宫城内发现了两组大型建筑群，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其中1号宫殿基址是面积最大的一座，台基东西长107米，南北宽约99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主殿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南大门门塾一门三道，开启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规制的先河。从院内向矗立在高高的台基上的主殿望去，想必会生发出一种敬畏的感觉。在宫殿区以南，我们还发现了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一区域紧邻宫殿区，产品及其生产都为王室贵族所垄断，是当时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铸造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最令人瞩目的是2002年春季，我们在早期宫殿区内3号基址的院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其中的一座墓中出土了1件大型绿松石镶嵌器——绿松石龙形器。这件龙形器由2000多片各种形状的细小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整器长约70厘米。有的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的碧龙，堪称真正的“中国龙”。我们不妨列举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重要发现：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青铜礼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区。
这里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而在当时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则成为东亚大陆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众多的中国之最，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考古学家还没有在早于它的龙山时代中找到其直接的、顺畅的源头。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也给人以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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