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伯夷(先秦)——正史首载的气节隐士,不食周粟的孤高标杆(《史记·伯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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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是先秦时期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史记》专为其立传,是中国正史记载最早的隐士之一,无半点民间演绎,全程都是刻在史料里的孤高与坚守。他出身王室,本可继承孤竹国君之位,却因弟弟叔齐贤德,主动让贤,不愿与世俗争名夺利,随后与叔齐一同离开孤竹国,开启避世之路。
两人听闻西伯侯姬昌(周文王)善待老者,便前往投奔,可抵达时姬昌已死,其子周武王率军伐纣。伯夷、叔齐坚决反对,认为“以臣伐君,不仁不义”,拦在周武王马前劝谏,却被武王部下呵斥。周朝建立后,两人坚守气节,不愿臣服于周,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发誓不食周粟。最终,兄弟二人因长期食野菜,营养不良而饿死在首阳山。正史评价其“义不食周粟”,伯夷的隐居从不是逃避,而是以生命践行气节,成为后世隐士的精神标杆,虽一生清贫,却被正史永远铭记。
2. 叔齐(先秦)——与伯夷同隐的君子,坚守道义的避世贤者(《史记·伯夷列传》)
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幼子,与兄长伯夷并列《史记·伯夷列传》,是正史明确记载、与伯夷齐名的隐士高人,其坚守道义、不恋权势的品格,丝毫不输伯夷。按照孤竹国国君遗愿,本应立叔齐为君,可叔齐深知兄长伯夷贤能,且长幼有序,坚决拒绝继位,执意让位于伯夷,伯夷不愿违背弟弟心意,也拒绝接受,兄弟二人便一同弃国避世。
他们一路西行,投奔周文王,却恰逢文王去世、武王伐纣,两人坚守“君臣之义”,冒死劝谏,虽未成功,却彰显了不屈的风骨。周朝建立后,他们不愿妥协,隐居首阳山,以野菜为食,坚守“不食周粟”的底线,最终与伯夷一同饿死。正史中,叔齐并非伯夷的陪衬,而是独立的隐士个体,他主动让贤、坚守道义,不恋王室富贵,甘愿隐居受苦,用一生诠释了“君子避世,不降其志”,成为先秦隐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被后世视为坚守道义的典范。
3. 颜回(先秦)——安贫乐道的圣门隐士,淡泊名利的精神楷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颜回(前521年-前481年),字子渊,鲁国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明确记载,是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仕隐”结合的高人——虽未遁入山林,却心怀隐志,安贫乐道,不恋权势富贵,堪称“心隐”的鼻祖。他出身贫寒,自幼跟随孔子求学,聪慧过人,领悟力极强,深得孔子赏识,孔子多次称赞他“贤哉,回也”。
颜回一生淡泊名利,不追求仕途富贵,即便孔子多次劝说他出仕为官,辅佐君主、造福百姓,他也始终坚守本心,选择跟随孔子潜心治学,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清贫生活。他不慕荣华,不贪富贵,专注于修身养性,践行儒家“仁”的思想,虽身居闹市,却始终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纯粹,堪称隐士中的“清流”。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颜回英年早逝,年仅41岁,孔子悲痛欲绝,叹曰“天丧予”。正史中,颜回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安贫乐道的品格,成为后世隐士的精神楷模,被尊为“复圣”。
4. 黄石公(秦汉)——隐于乱世的谋略高人,点拨张良的神秘隐士(《史记·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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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生卒年不详),又称圯上老人,秦汉时期著名隐士,《史记·留侯世家》有明确记载,是一位隐居避世却心怀天下、谋略过人的高人,因点拨张良、传授《太公兵法》而名留青史,却始终隐姓埋名,不恋权势,堪称“隐于乱世,功成不居”的典范。他生卒年、真实姓名均无详细记载,仅知其隐居于下邳圯上(今江苏邳州),常年垂钓,不问世事,却暗中观察天下大势。
秦末乱世,张良逃亡途中,在圯上偶遇黄石公,黄石公见张良品性优良、胸怀大志,便有意点拨,先后三次试探张良(三试张良),见张良谦逊有礼、隐忍有度,便将《太公兵法》传授于他,叮嘱他“熟读此书,可辅明主,定天下”。张良凭借《太公兵法》,辅佐刘邦起兵反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成为西汉开国功臣。而黄石公在传授兵法后,便彻底归隐,再也没有出现,正史中未记载其结局,推测其晚年隐居于深山,寿终正寝,得以善终。他隐姓埋名,不贪功、不恋名,虽有济世之才,却甘愿隐居避世,只用一次点拨,便影响了天下格局,是秦汉时期最神秘、最传奇的隐士高人。
5. 东园公(秦汉)——商山四皓之首,避世不仕的王室隐士(《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东园公(生卒年不详),姓庾,字宣明,秦汉时期隐士,商山四皓之首,《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是一位出身贵族、却甘愿避世不仕的高人。他早年曾在秦朝为官,担任博士,因不满秦朝的暴政,不愿与残暴的秦始皇同流合污,便辞官归隐,隐居于商山(今陕西商洛),与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三人结伴而居,四人皆年事已高,须发皆白,被世人称为“商山四皓”。
秦末乱世,刘邦建立西汉后,得知商山四皓才华出众、品行高洁,多次派人前往商山,邀请四人出山为官,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却均被东园公等人拒绝,他们宁愿隐居深山,躬耕劳作,过着清贫自在的生活,也不愿出山贪恋权势富贵。后来,刘邦欲废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张良献计,派人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盈,刘邦见太子有四皓辅佐,深知太子根基已固,便放弃了废太子的想法。太子刘盈即位后,再次邀请四人出山为官,东园公等人依旧拒绝,继续隐居商山,最终寿终正寝于山中。他一生避世不仕,坚守本心,不恋权势,是秦汉时期贵族隐士的代表。
6. 嵇康(魏晋)——桀骜不驯的竹林隐士,以死明志的风骨高人(《晋书·嵇康传》)
嵇康(224年-263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人,魏晋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首,《晋书·嵇康传》有详细记载,是一位桀骜不驯、坚守本心,宁愿隐居避世,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才华横溢,容貌俊美,擅长诗文、音律、书法,却性情孤傲,不慕荣华,厌恶官场的虚伪与黑暗。
魏晋时期,司马氏专权,大肆诛杀异己,官场黑暗不堪,嵇康深知乱世之中,官场难容正直之人,便辞官归隐,隐居于山阳(今河南修武),与阮籍、山涛、向秀等人结为“竹林七贤”,每日饮酒作诗、弹琴长啸、修身养性,不问世事,坚守自己的气节与本心。他拒绝出仕为官,即便司马氏集团多次逼迫,甚至好友山涛劝说他出山,他也坚决拒绝,还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自己避世不仕的决心。最终,嵇康因得罪司马氏集团,被诬陷谋反,押赴刑场,临刑前,他弹奏《广陵散》,曲终人亡,年仅40岁。他以死明志,用生命践行了隐士的气节,成为魏晋隐士中最具传奇色彩、最有风骨的人物。
7. 阮籍(魏晋)——借酒避世的竹林隐士,隐忍坚守的乱世高人(《晋书·阮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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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魏晋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晋书·阮籍传》有详细记载,是一位身处乱世、隐忍避世,以酒为盾,坚守本心的高人。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自幼才华出众,博览群书,却因身处司马氏专权的乱世,深知官场险恶,不愿出仕为官,选择隐居避世。
与嵇康的桀骜不驯不同,阮籍的隐居更为隐忍,他深知司马氏集团的残暴,不愿得罪权贵,便以“饮酒”为借口,终日醉酒,不问政事,以此逃避司马氏的逼迫。司马氏集团多次想请他出山为官,他要么借酒推辞,要么消极应对,即便被迫担任官职,也终日醉酒,不理政务,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他隐居期间,写下大量诗文,抒发自己的苦闷与对乱世的不满,著有《咏怀诗》82首,流传千古。景元四年(263年),阮籍病逝,享年54岁,得以善终。他借酒避世,不是消极逃避,而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用隐忍坚守,诠释了隐士的风骨。
8. 向秀(魏晋)——身仕心隐的竹林隐士,坚守本心的乱世贤者(《晋书·向秀传》)
向秀(约227年-约272年),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晋书·向秀传》有明确记载,是一位“身仕心隐”的高人——被迫出仕为官,却始终心怀隐志,坚守本心,不恋权势富贵。他出身贫寒,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与嵇康、阮籍等人交好,一同隐居于山阳,每日饮酒作诗、修身养性,不问世事。
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深知自己无力反抗,为了保全性命,被迫接受司马氏集团的征召,出山为官,先后担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但他虽身处官场,却始终心怀隐志,不贪权势,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终日淡泊名利,不问政务,一心钻研学问,注释《庄子》,完成了《庄子注》一书,开创了玄学的新流派。他的“隐居”,不是遁入山林,而是坚守内心的宁静与纯粹,即便身处官场,也始终保持隐士的本心。泰始八年(约272年),向秀病逝,得以善终。他身仕心隐,在乱世之中,既保全了性命,又坚守了气节,成为魏晋隐士中最具智慧的人物之一。
9. 陶渊明(魏晋)——躬耕田园的隐逸诗宗,正史公认的隐士标杆(《晋书·陶渊明传》《宋书·陶潜传》)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魏晋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诗人,田园诗派的创始人,《晋书》《宋书》均有详细记载,是正史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隐士高人,被后世尊为“隐逸诗宗”。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陶渊明自幼苦读,胸怀大志,早年曾多次出仕为官,担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等职。
可他厌恶官场的虚伪与黑暗,不愿迎合权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先后多次辞官,最终在41岁时,彻底辞官归隐,回到家乡柴桑,躬耕田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贫自在生活。他隐居期间,亲自耕种、酿酒、作诗,写下大量田园诗,抒发自己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与对官场的厌恶,著有《桃花源记》《饮酒》《归去来兮辞》等千古名篇。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恋权势,坚守本心,即便生活清贫,也始终不改其乐,拒绝再次出仕为官。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病逝于家中,享年63岁,得以善终。他用一生的隐居,诠释了“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隐士精神,成为后世隐士的终极标杆。
10. 王绩(隋唐)——归隐山林的醉吟隐士,淡泊名利的诗坛高人(《旧唐书·王绩传》《新唐书·王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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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585年-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唐时期著名隐士、诗人,《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是一位隐居山林、嗜酒如命、淡泊名利的高人,被后世称为“醉吟先生”。他出身官宦世家,自幼才华出众,博览群书,隋末时期,曾担任秘书省正字、六合县丞等职,因不满隋朝的暴政与官场的黑暗,辞官归隐。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听闻王绩才华出众,多次派人征召他出山为官,王绩无奈,被迫出山,担任太乐丞,可他依旧厌恶官场的束缚,不久后便再次辞官,彻底归隐于东皋(今山西河津东皋村),再也没有出仕。他隐居期间,每日饮酒作诗、躬耕劳作、修身养性,不问世事,嗜酒如命,自称“五斗先生”,写下大量饮酒诗,抒发自己的闲适与淡泊,著有《东皋子集》。他淡泊名利,不恋权势,不追求荣华富贵,甘愿过着清贫自在的隐居生活,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贞观十八年(644年),王绩病逝于家中,享年60岁,得以善终。他是隋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隐士诗人,用诗歌诠释了隐居的闲适与风骨。
11. 卢鸿一(隋唐)——隐居嵩山的文人名士,拒绝出仕的隐士高人(《新唐书·卢鸿一传》)
卢鸿一(生卒年不详),字浩然,范阳(今河北涿州)人,隋唐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画家,《新唐书·卢鸿一传》有明确记载,是一位隐居嵩山、才华出众、坚决拒绝出仕的高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苦读,才华横溢,擅长诗文、书法、绘画,却性情淡泊,不慕荣华,厌恶官场的黑暗与束缚,早年便选择隐居于嵩山(今河南登封嵩山),筑室隐居,躬耕劳作,过着清贫自在的生活。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听闻卢鸿一才华出众、品行高洁,多次派人前往嵩山,征召他出山为官,担任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等职,赏赐无数,却均被卢鸿一坚决拒绝。他先后三次上书唐玄宗,表明自己避世不仕、坚守本心的决心,称自己“志在山林,不愿出仕,愿终身隐居,修身养性”。唐玄宗见他意志坚定,不愿勉强,便不再征召,还派人前往嵩山,赏赐他衣物、粮食,表彰他的高洁品格。卢鸿一一生隐居嵩山,潜心治学、作画,写下大量诗文、画作,最终寿终正寝于山中,得以善终。他不恋权势、坚守本心,是隋唐时期隐居山林的文人名士代表。
12. 林逋(北宋)——梅妻鹤子的西湖隐士,淡泊名利的文坛高人(《宋史·林逋传》)
林逋(967年-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时期著名隐士、诗人,《宋史·林逋传》有详细记载,是一位隐居西湖、梅妻鹤子、淡泊名利的高人,被后世称为“梅妻鹤子”先生。他出身贫寒,自幼苦读,才华出众,博览群书,却性情淡泊,不慕荣华,厌恶官场的黑暗与束缚,一生未娶、未仕,选择隐居于西湖孤山,终身不仕。
他隐居孤山期间,躬耕劳作,种植梅花、饲养仙鹤,每日与梅花、仙鹤为伴,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过着清贫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他擅长诗文,尤其擅长咏梅诗,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名句,流传千古,著有《林和靖诗集》。北宋真宗、仁宗时期,朝廷多次征召他出山为官,赏赐无数,却均被他坚决拒绝,他始终坚守本心,不愿出仕,甘愿隐居孤山,修身养性。天圣六年(1028年),林逋病逝于孤山,享年62岁,宋仁宗听闻后,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太子中允,谥号“和靖”。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恋权势,用一生的隐居,诠释了隐士的闲适与高洁,成为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隐士。
13. 陈继儒(明代)——隐居山林的文坛领袖,身隐心不隐的高人(《明史·陈继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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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1558年-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书画家,《明史·陈继儒传》有明确记载,是一位隐居山林、才华出众、身隐心不隐的高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才华横溢,擅长诗文、书法、绘画,却性情淡泊,不慕荣华,厌恶官场的黑暗与束缚,早年便放弃科举,选择隐居于小昆山,终身不仕。
他隐居小昆山期间,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作画练字,与当时的文坛领袖、书画家交往密切,成为明代后期文坛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明代第一隐士”。他虽然隐居山林,却始终关注天下大势,写下大量诗文,评论时政、抒发情怀,著有《小窗幽记》《太平清话》等著作,影响深远。明朝朝廷多次征召他出山为官,担任翰林院编修等职,却均被他坚决拒绝,他始终坚守本心,不恋权势,甘愿过着清贫自在的隐居生活。崇祯十二年(1639年),陈继儒病逝于家中,享年82岁,得以善终。他身隐心不隐,在隐居期间,依旧用自己的才华影响着文坛,成为明代隐士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14. 黄道周(明代)——晚年隐居的忠义高人,以死明志的隐士忠臣(《明史·黄道周传》)
黄道周(1585年-1646年),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代时期著名隐士、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明史·黄道周传》有详细记载,是一位晚年隐居、坚守忠义、以死明志的高人。他出身贫寒,自幼苦读,才华出众,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中允等职,因性情耿直,刚正不阿,多次弹劾权贵,被贬官、流放。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黄道周不愿投降清兵,也不愿与南明政权中的奸臣同流合污,便辞官归隐,隐居于福建漳浦,招募乡勇,组织义军,准备抗清复明。他隐居期间,一边招募义军,一边著书立说,坚守忠义之气,始终不愿屈服于清兵。后来,他率军北上,抗击清兵,兵败被俘,清兵多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却均被他坚决拒绝。顺治三年(1646年),黄道周在南京就义,临刑前,他从容不迫,写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的绝笔,年仅62岁。他晚年隐居,不是逃避,而是为了坚守忠义,最终以死明志,成为明代隐士中最具忠义之气的人物。
15. 顾炎武(清代)——隐于乱世的学术高人,坚守气节的亡国隐士(《清史稿·顾炎武传》)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清代时期著名隐士、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清史稿·顾炎武传》有详细记载,是一位隐于乱世、坚守气节、潜心治学的高人。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苦读,才华出众,明朝末年,曾参加抗清义军,抗击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后,他不愿投降清兵,选择隐居避世,终身不仕,坚守民族气节。
他隐居期间,辗转于江苏、浙江、山东、山西等地,一边躲避清兵的追捕,一边潜心治学,研究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音韵训诂,写下《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不朽著作,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句,影响深远。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恋权势,拒绝接受清朝朝廷的征召,不愿出山为官,始终坚守民族气节,不与清兵同流合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病逝于山西曲沃,享年70岁,得以善终。他隐于乱世,却不消极避世,以治学报国,坚守民族气节,成为清代隐士中最具影响力、最有风骨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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