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成书过程：司马迁原未想修史，只因父亲遗言：修史扬名

前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三九年，长安春寒料峭。七岁的司马迁跟着父亲第一次走进太史署，满院竹影摇动，他踮着脚去摸那排藏书架。从那一刻起，纸页的气味就和他的童年紧紧纠缠——可那时的他很难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把半生的血泪写进五十二万六千字里。

父亲司马谈在宫中管星象、记史事，官名“太史令”，说好听是“掌天地之机”，说难听点，只是皇帝身边的“算命先生”。世家门阀对这职业一向嗤之以鼻，司马家并不显赫，进出朝堂多半靠一技之长。少年司马迁日日抄书、夜半看星，经史子集滚瓜烂熟，心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哪天若能青云直上，也好给家门添荣耀。

时间一晃来到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三十五岁的司马迁随武帝东巡，走到洛阳时父亲病倒。月色惨白，他守在床边，听见父亲断断续续嘱咐：“余平生愿撰一家之史，惜未竟。汝异日为太史，当续吾志，继此书，以显吾名。”短短一句，像烙铁，烫在心头。

接下去几年，他果真如愿接任太史令，整理方志，校对旧简。日子其实不算苦，俸禄体面，星历奏章也多半无关生死。可男人终究有抱负，他想借机入帝心，当个封疆重臣，顺手抬举族人。修史？那只是孝心清单上的一个远期项目，并非当务之急。

命运的暗礁潜伏在公元前九九年。那一年，武帝命李广利伐大宛，又令李陵率五千步卒北击匈奴。李陵苦战浚稽山，后援不至，被迫降敌。喜怒无常的天子听报后满殿盛怒，喝问群臣。很多人痛斥李陵“畏死失节”，只有司马迁站了出来，直言李陵战至箭尽力竭，降而不屈，“非忘国也，势穷耳”。一句话，殿上寂静，刀光却亮了。很快，他被褫夺官服，投入狱中。

牢门闭合，黑暗袭来。此刻的太史令什么也不是，只剩“罪人”二字。酷刑降临的夜里，他咬牙不肯呼号，心里回响的是父亲那句“修史扬名”。人可以被侮辱，可以被毁形，但文字不死，史书不朽。活下去，写下去，成了唯一的执念。

三年后，公元前九十六年大赦，满五十岁的他带着尚未结痂的伤疤走出牢门，被安排到中书令署。这是皇室档案的核心，他得到的史料之丰，比先前在太史署多出数倍。时人以为他苟且偷生，他却把白日埋进案牍，夜晚点灯抄碑，偶尔抬头，窗外仍是星汉灿烂。

《史记》的骨骼在此时成形。他模仿春秋笔法，又加进战国纵横家的叙事节奏，创造“纪传体”结构：十二本纪定大势，三十世家叙王侯，七十列传写众生，再辅以书与表穿插。有人劝他多写颂圣之言，以便日后脱罪。他苦笑，“苟非其真，何以见信？”寥寥一句，便拒绝粉饰。

编纂途中，他奔走四方。登汲冢寻古简，入太室访遗碑，渡河洛，过长江。一路搜罗，还要提防文字狱。朋友任安送行时担心他殒命荒野，“子长，此行凶吉难料”。司马迁拱手答：“死不足惧，惧者志之不终。”短短七字，如铁。

公元前九十一年，《史记》初稿告成。五十二万六千余字，二百三十载春秋，起于黄帝，终于太初。那一年他五十五岁，鬓角霜白，墨染袍袖。他把书稿誊抄几份，悄悄托付好友分藏各处，以防再遇灭顶之灾。某个清晨，长安城角楼传来钟声，他在中书署推窗，望见城外渭水雾气蒸腾，心里只剩两个字：交卷。

司马迁若无那场劫难，或许早已在地方封侯戍边；若无临终嘱托，或许世间再无这部宏观与细节并茂的通史。《史记》后来被班固尊为“史家之绝唱”，又被后世读书人视作经世镜鉴，皆根于那一句父嘱——“修史以扬名”。命运有时像被推开的棋子，落子之处，由不得人。

这部书留下的不止是列国兴亡，你争我夺，更有作者自身的隐痛。宫刑并未割断他对生命的执守，反倒逼出了更冷静、更犀利的笔锋。字里行间，既有对英雄的礼赞，也有对小民的悲悯；既有对盛世的歌颂，也有对皇权的暗中怀疑。这种温度让后来的史家无法回避，让读者一次次在纸缝中听见时代的鼓噪。

二十多个春秋，司马迁把所有个人命运熔进青铜般的文字，留下了汉语史学里的第一块丰碑。千百年后，书生夜半挑灯，依然能在纸上碰到那个被命运折磨却坚守笔墨的身影。历史的浩渺长川里，父与子短短几句对话，竟推开了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