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与严谨数据、货币政策为伴的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近日罕见打破一贯克制姿态,公开抛出极具威慑力的警告:“倘若欧洲正式启动针对中国的报复性行动,我们将立即祭出终极反制手段,毫不迟疑、不留余地。”
这一强硬措辞,彻底颠覆了此前欧盟对华“去风险”话语体系中惯有的审慎基调。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这已非策略性施压,而是直指要害的极限博弈——其深层动因,正是欧洲关键工业领域被中国加速赶超后所引发的系统性危机感与战略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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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格尔对中国放狠话
纳格尔的表态绝非即兴之言。1月24日,他在接受德国《每日镜报》深度专访时明确指出:尽管中国仍是欧洲消费品的核心供应方与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在汽车制造等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高地,任何幻想式合作都必须终结。
他强调,若再不果断阻断激进产业政策对欧洲本土支柱产业的侵蚀,欧洲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为此,必须为中国设定清晰、刚性的“战略边界”,一旦越界,即刻触发高强度反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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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关键成员及德意志联邦银行掌舵人,其言论迅速在布鲁塞尔政界与法兰克福金融圈引发连锁震动,多家主流财经媒体将其定性为“欧陆对华经贸立场转折点的重要信号”。
纳格尔急于“掀桌子”的根本动因,正源于德国汽车产业承压已达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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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欧两难处境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销量持续跃升,对传统燃油车强国构成结构性冲击。而德国政府最新推出的政策动作,更折射出这种压力的真实强度。
1月20日,德国联邦内阁正式批准总额达30亿欧元的电动汽车购置激励计划,实施周期延至2029年,预计可支撑约80万辆新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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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补贴政策未设国别门槛,明确将比亚迪、蔚来、小鹏等中国品牌纳入同等支持范围,与部分东欧国家设置准入壁垒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
德国环境部长卡斯滕·施耐德在政策吹风会上特别说明:现有市场监测数据并未证实所谓“中国车企倾销式扩张”;同时重申德国制造商将以开放心态参与良性竞争。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类表态更多体现为外交修辞,实则暗含应对乏力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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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轮电动车补贴于2023年底终止后,德国2024年纯电车型新车注册量骤降至38万辆,同比下滑27.4%,市场萎缩速度远超行业预估。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突破正快速赢得欧洲市场信任:比亚迪在2025年慕尼黑车展首发的“兆瓦级超快充系统”,一举缓解当地用户续航与补能焦虑,吸引包括博世、大陆集团在内的十余家德企主动接洽技术协同;宁德时代位于图林根州的欧洲首座电池工厂,不仅全面导入德国TÜV认证质量体系,更与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联合开发智能电池健康预测模型,深度嵌入德国高端制造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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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纳格尔形成战略呼应的,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长期蓄势待发的《反胁迫工具法案》。这项被欧洲媒体称为“经济核选项”的立法工具,近期被马克龙多次暗示将用于回应中方稀土出口管制或市场份额调整等潜在举措,并刻意将其包装为“合法自卫权行使”。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案尚未真正指向中国,内部共识已然瓦解——欧洲议会复兴欧洲党团竟率先将其“转用”于跨大西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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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复兴欧洲党团正式致函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呼吁立即启动《反胁迫工具法案》,但制裁对象并非中国,而是美国。
导火索是1月1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自2月1日起对德国、法国、瑞典等八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6月起进一步上调至25%,理由竟是这些国家拒绝配合美方提出的“格陵兰岛主权移交”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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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主席瓦莱丽·阿耶在致信中直言,美方单边关税已构成对欧盟主权的公然挑衅,要求欧盟以“经济核武器”实施对等反制,并强调此举将从根本上重塑欧美伙伴关系的本质属性。
一边高调扬言对中国亮出“终极底牌”,一边在美国施压下仓促启用同一套反制机制,欧洲对外政策的双重逻辑暴露无遗;而更深层的窘境在于,所有强硬姿态均缺乏坚实产业支撑——因为欧洲制造业真正的命脉,始终牢牢系于中国供应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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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话难掩底气虚
截至2026年2月,中国仍掌控全球约70%的稀土开采与精炼产能。作为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战略维生素”,稀土元素直接决定德国“工业4.0”装备精度、电动汽车驱动电机效率、风电设备功率密度乃至先进制程芯片的良品率。
欧盟虽早于2023年启动“RESourceEU”关键原材料自主化战略,旨在构建独立矿产供应链,但迄今实质性进展极为有限,多数项目仍停留在可行性研究与试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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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资源安全专家评估指出:从零起步建设覆盖勘探、冶炼、分离、材料合成的全链条稀土工业体系,至少需投入十年以上时间与数百亿欧元资金,短期内完全无法替代现有中国供给路径。
以斯图加特某大型整车厂为例,其采购部门每周召开三次稀土库存预警会议,当前平均库存仅维持4.2周安全线;一旦物流中断,整条产线将在18天内陷入停滞——这种迫在眉睫的现实困境,绝非几句政治宣言所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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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在对华策略上早已呈现显著裂痕,“统一战线”名存实亡。柏林与巴黎高层频提“去风险”与“对等反制”,但地方经济主管部门与一线企业却展现出惊人务实主义。
除德国全面开放电动车补贴外,小鹏汽车已与大众集团签署智能驾驶联合研发协议,零跑科技与Stellantis达成欧洲本地化生产备忘录;奇瑞在巴塞罗那设立的合资工厂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比亚迪匈牙利生产基地预计2026年一季度投产,规划年产能15万辆——所有商业进程均未因政客言论出现实质性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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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立场分化更为突出: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视中国市场为不可放弃的增长引擎;希腊、意大利等南欧经济体正积极争取中方基建与绿色能源投资,以缓解财政压力;部分中东欧成员国亦开始重新评估代价——不愿为维护德法车企短期市场份额,将本国拖入全面脱钩的系统性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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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纳格尔发表强硬讲话前七日,欧盟委员会已正式发布《价格承诺申请操作指南》,明确允许中国电动汽车企业通过提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价格承诺方案,替代原定高额反补贴税。这意味着中欧电动车贸易争端正朝着务实妥协方向实质性推进,纳格尔的激烈表态反而显得与时局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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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瓦克最新披露:2018年中国对欧盟机械类产品出口额为200亿欧元,2024年已翻倍至400亿欧元,预计2026年将突破500亿欧元大关。
尽管当前德国对华机械出口仍具优势,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迭代速度与技术渗透广度,已令斯图加特、埃尔兰根等地工程师群体普遍产生紧迫感——这也成为纳格尔选择此时释放高压信号的关键诱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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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格尔此次“掀桌子”式表态,表面彰显强硬姿态,实质映射出欧洲工业竞争力相对衰减、政策协调机制失灵的深层困局。
所谓“极端反制”与“终极手段”,不过是外部压力传导下的应激反应,既缺乏执行基础,也违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客观现实。
中国的发展步伐不会因域外噪音而停顿,而欧洲唯有摒弃过时思维定式,理性认知自身技术代差与结构短板,以平等姿态深化务实合作,方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中重获增长动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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