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虎城遗孀临终提了一要求，陕西人民政府考虑后批示：同意

1956年4月的一场细雨洒在西安南郊，杨虎城烈士陵园里格外安静。石阶尽头，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轻轻拂去碑座上的尘土。这位妇人便是张蕙兰，她把所有空余岁月都留给了这里。那一次，她悄悄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要在这片黄土地上陪伴丈夫长眠。

陵园落成那年，西安事变已过去二十个春秋。陕西人提起杨虎城，言语间满是敬重，可知道张蕙兰名字的人并不多。她没上过战场，却在烽火与荒凉中护住一家老小。凡是到过陵园的人，或许都见过那位总踱步于松柏间的黑衣老妇，却未必了解她与杨虎城之间二十余年聚少离多的情分。

时间来到1993年1月，张蕙兰已年逾八旬。病榻之侧，孩子们轮番守护。老人睁开昏花的眼睛，仅提出一个心愿：“让我和你们父亲合葬，好吗？”九个字，说得极轻，却重如千钧。儿女们面面相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陵园里早已安息着杨虎城、谢葆真，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卫士等烈骨，若要再添一穴，牵涉的不止家事，还有公祠格局与相关审批。

此事并非一句话就能了结。按照烈士陵园管理规定，非烈士原则上不得同葬。孩子们在省城辗转奔走，档案、事迹、申请书，一份接一份送往陕西省政府。理由只有一句：没有张蕙兰，就没有杨虎城那支队伍的后顾之忧；没有后方的安稳，就没有三秦大地的那场浴血坚守。

回到半个多世纪前，1919年初春，26岁的杨虎城骑马踏入蒲城县的老屋时，意外见到了坐在堂屋一隅的少女——张蕙兰。父母做主的婚事，他没法推辞。那时他早有元配罗佩兰，却拗不过母亲孙氏的执意，也抵不过张蕙兰的柔顺与坚毅。成亲只是短暂的相遇，旋即挥鞭上马，留给新婚妻子一院渭北黄土地与年迈的双亲。

往后的岁月，张蕙兰把“军中后勤”四个字做到了极致：劝田、纺纱、缫丝、背粮，甚至带着怀孕的罗佩兰辗转千里觅医。1926年西安被围，她挑着稀粥与布鞋，从三原赶回府谷，又护着一家人在烽火中辗转躲难。最危险的那几个月，她睡的是庙檐下的青石板，吃的是树皮草根。有人问她怕不怕，她只回一句：“怕也得撑。”

战争的炮火、丈夫的离去、儿子的夭折，一次次敲击着她的心。可她挺住了。1937年北平沦陷前夜，张蕙兰带着孩子悄然离开。此后七八年，川中、黔北、渝州，到处是她的足迹，住的是土屋，铺的是稻草，被子补了又补。为了躲避特务，她反复叮嘱孩子们：“有人问，就说爸妈都出国了。”女儿杨拯汉多年后回忆那段日子，仍记得外婆整夜不敢生火做饭，怕袅袅炊烟引来搜捕。

1949年重庆解放的电报传来，随之而至的却是噩耗：杨虎城将军及家人遇害。张蕙兰听见消息，一声悲呼失力倒地。她哭了一夜，天蒙蒙亮时擦干泪，说的第一句话只有“埋骨何处”。那一年，她坚定了一个念头：要给丈夫一个安稳归宿。

1950年代初，各地兴建烈士陵园。陕西各界捐款，张蕙兰也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尽数拿出。她躬身为来往客人端水、叩首，只为让丈夫和孩子们在家乡有一方净土。从墓基奠定到碑文落款，她事无巨细。有人劝她去北京与大儿子团聚，她摇头，“陵园还没修好，我走不安心。”

她不要官职，也未拿大红花，却被推举为市政协委员。会场上，人们看见她缝补过的黑色对襟袄，才明白什么叫素朴的尊严。提案内容全是“修路、护陵、助学”，字字句句与个人利益无涉。

岁月无情。进入九十年代，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子女换着法子进补，她却只盯着陵园里的柳树：“春天再绿一次，我也就放心了。”看到母亲呼吸一弱再弱，杨拯民含泪低声保证：“一定替您把请求办成。”话音未落，屋内只余药香与急促的吸氧声。

省政府的批示来得很快。文件上写着：“鉴于张蕙兰同志对革命军属之卓著贡献，同意安葬于杨虎城烈士陵园。”几行字，既是认可，也是告慰。1993年2月7日清晨，钟鼓楼的钟声还在回响，张蕙兰与世诀别。灵柩驶入陵园时，寒风猎猎，柏树无声。等最后一抔黄土覆上，儿女们伏地而泣，言语哽咽。

此后每到清明，总有人发现老兵们在墓前默站良久。有人轻声说：“要不是她拖家带口挺住，杨将军哪有心思把敌人挡在潼关之外？”话声落地，灰白色石碑下似有回声。

今天的陵园扩建了几度，松涛依旧，碑影未移。张蕙兰的墓碑紧挨着杨虎城，碑文只是寥寥数语：“杨夫人张蕙兰之墓”。没有生平事迹，更没有豪言壮语，却没人怀疑她配不上这方热土。静夜月光洒落，两座墓冢相依，恰如那位陕北妇人一生的守候与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