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招工进厂办手续遇到一个同学，她提了一个建议，让我受益终生

1983年春天的县劳动局走廊，两张派遣证被风刮得哗啦响。赵丽宁攥着“羽绒厂”那张，心里盘算的是每月42块工资外加粮票；张娜捏着“以工代教”那张，眼泪把“山区小学”四个字泡得发皱。半小时后，她们把证换了，连同命运一起对折，谁也没想过三十年后这张纸值多少钱。

赵丽宁先去师范蹭了半年课，再被扔到只有三间土屋的村里。第一堂课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门，粉笔一划掉渣，她一边捡渣子一边想：好歹比羽绒厂车间暖和。的确，厂里当时发羽绒服当福利，张娜冬天穿一件卖一件，零花比工资还高。1988年她烫了头，在县城最阔的录像厅门口照相，相片背后写着“潮流前线”。

潮流到1995年就断了。厂子被“优化”，张娜的工龄折算成三千块买断钱，连一吨羽绒都买不起。她推着自行车去卖早点，炉子是自己焊的，面糊里多放一个鸡蛋都要算一算。那几年她最怕听见“改革”俩字，一听就手抖，抖得勺子把面糊甩自己一身。

同一时间的赵丽宁，正忙着把自家宿舍改成“留守儿童午休室”。她工资没涨多少，但职称一路绿灯——2000年评中级，2010年评高级，2020年山东干脆给乡镇教师开“直评”外挂，副高岗位想评就评，不占名额。她55岁退休那天，工资条比县长还厚，卡里一次补了二十多万，她拿这钱给学校装了第一台触控一体机，孩子们围着屏幕喊“赵奶奶好”，她摆摆手：“别喊奶奶，喊老师。”

有人替她总结：当年那一步，相当于用短期高工资换了长期看涨的“教育原始股”。其实哪来什么股神，不过是在“严控农转非”的年代，她误打误撞挤上了体制内最后一班慢车。车票是张皱巴巴的派遣证，发车时间是1992年——那一年，全国国企开始砍人，最终三十到四十万人流成河，她因为提前下车，鞋面都没湿。

张娜后来也找过补。2008年她凑钱开了家小超市，营业执照上写的“再就业”，门口贴的“最后三天清仓”一贴就是三年。2015年赵丽宁帮她把超市盘出去，改成绘本馆，县里给乡村阅读补贴，一年两万，不多，但够交房租。张娜说：“当年我替你哭，现在轮到你替我擦泪。”赵丽宁笑：“泪早干了，就剩点粉笔灰。”

去年冬天，两人一起回羽绒厂旧址。厂房早拆成物流园，只剩一根烟囱杵在那儿，像根熄灭的火柴。张娜指着烟囱说：“要是当年没换，我现在估计正给它拍遗照。”赵丽宁怼她一句：“要是没换，我可能就蹲里面哭。”说完俩人哈哈大笑，笑声在空地里荡得很远，像给那段被时代撕碎的年月，顺手打了个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