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之子堕落腐化，总政治部派出一中将，为其他高干子弟敲响警钟

1940 年，陈东平出生于延安，彼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激烈阶段，他幼年跟随父亲陈再道辗转转移，历经艰辛。

建国后，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家庭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但陈东平却未能传承父亲严谨务实的作风，自小学起便出现品行偏差，经常欺负同学，老师多次向家长反馈情况，而陈再道因忙于工作，仅对其进行简单批评教育，未能严格约束。

初中阶段，陈东平受到不良思想影响，接触各类低俗不健康内容，思想逐渐偏离正途，对学习毫无兴趣，成绩始终落后，最终凭借关系勉强毕业，家人未能重视其品行问题，仅将其行为视为年轻人的调皮好动。

进入高中后，他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品行问题愈发严重，学校老师多次将其违纪情况上报家长，陈再道得知后虽有气愤，但仍通过正常工作渠道为其协调升学事宜，未让其承担相应后果。

1960 年夏天，陈东平凭借相关关系被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起初他尚能表面遵守纪律，不久便暴露本性，学习上敷衍应付，多门课程考核不合格，训练中也常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实则外出游荡、贪图享乐。

1962 年 8 月，陈东平以患病为由休学半年，返回武汉家中。

在此期间，他购置半导体收音机，频繁收听境外非法广播，被广播中宣扬的西方生活方式所迷惑，同时接触更多不良信息，思想彻底发生扭曲。

休学结束返校后，他依旧我行我素、漠视纪律，甚至暗中谋划出国，妄图摆脱约束。

1962 年 12 月，陈东平书写信件，试图通过泰国曼谷中转，递交给台湾情报机构，信中包含背叛国家、出卖相关机密以换取个人利益等不当内容，还留存了接头方式。这封信件在邮寄过程中被湖北省公安厅截获，经核查锁定陈东平为写信人。

事件上报后，引起上级高度重视，总政治部迅速介入调查，认定其行为已构成严重的投敌叛国倾向。

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蔡顺礼，办事公正严明、铁面无私。

1963 年 3 月 18 日，蔡顺礼带领调查组进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院院长刘居英、政委谢有法积极配合调查。

调查组通过走访学员、查阅档案等方式，核实了陈东平平时不参加集体活动、私藏收音机收听敌台、欺负同学等多项违纪事实。蔡顺礼亲自对其进行审讯，陈东平对自身行为供认不讳。

经调查组核实，陈东平行为性质恶劣，学院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开除其学籍、团籍和军籍，总政治部批准将其送往部队农场进行两年劳动教养。

蔡顺礼在离开学院前，要求学院召开专题教育大会，以陈东平案件为警示，教育广大高干子弟严守纪律、牢记初心，不能凭借父母的功劳谋取特权、恣意妄为。

该案件在全军范围内通报，成为各级干部加强子女教育、严守纪律规矩的典型警示案例。

然而在劳动教养期间，陈东平并未真正接受改造，其家人通过不正当渠道协调，使其避开繁重的农活，前往部队疗养院休养，未能达到劳动教养的目的。

两年教养期满后，经陈再道协调，陈东平进入河南省外贸公司担任普通职员。

陈再道多次叮嘱其低调做人、改过自新，但陈东平并未吸取教训，依旧我行我素，甚至利用工作便利，以帮忙招工、采购物资等名义接近他人，品行恶习未改。

从 1971 年起，陈东平的违法犯罪行为逐渐升级，他利用外贸工作中接触稀缺物资的便利，诱骗女性、实施不法侵害，同时非法获取、传播低俗淫秽物品，还多次在洛阳等地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

由于其特殊背景，受害者长期忍气吞声，未能及时报案，导致其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多年。

1983 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行动，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后，立即对陈东平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调查。

随着调查深入，多名受害者陆续出面指证，提供了相关证据线索，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查获大量违法犯罪证据，最终认定其涉嫌流氓罪、投机倒把罪、聚众斗殴罪等多项罪名，案件依法移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列举大量事实证据，证实其罪行累累、情节恶劣。

1984 年 4 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此案，判处陈东平死刑，陈东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级法院依法审理后，核准死刑判决。

陈再道得知判决结果后，始终坚持原则，未为其求情，明确表示会尊重法律判决。

同年 8 月，陈东平被依法执行死刑，法律的威严得到彰显，也给所有企图凭借特权谋取私利、实施违法犯罪的人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