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历比元帅高，却授上将，他当师长时，陈赓还是营长，许光达排长

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开国将帅中，有不少大家所熟知的将领，他们每一位都战功赫赫，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不过，也有许多人觉得，其中有些将帅的军衔似乎有些“不太合适”，要说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周士第了。他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按理说，这可不算低了，为什么还会有争议呢？

究其原因，还是他的资历实在是太老了，要知道，他担任师长的时候，陈赓大将还只是个营长，许光达也只是个排长。接下来就一起看看周士第的传奇人生吧。

1900年，周士第出生在广东乐会（如今隶属海南）。他家是普通农户，日子过得紧巴，但父母还是咬牙供他读书。7岁进私塾，后来又考上乐会县高等小学和琼崖中学，在当时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周士第立马被卷进了爱国浪潮，当选为琼崖学生联合会干事，跟着同学们一起游行、演讲，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救亡图存”的种子在他心里扎了根。

中学毕业后，周士第回村里当了两年小学老师，可看着国家一天天衰败，他总觉得教书育人救不了中国。1922年，22岁的他揣着仅有的积蓄，背着简单的行李，一路辗转到了广州。那时候的广州是革命的中心，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搞国民革命，各种进步组织遍地都是。

周士第很快找到了组织：中共外围团体“新琼崖评论社”，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老乡，也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2年后，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来，周士第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顺利考上第一期。

和他同班的，还有徐向前、陈赓这些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些年轻人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帅。

1924年11月，周士第从黄埔毕业，没去国民党的部队，而是参与组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队伍名义上是孙中山的卫队，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队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纪律严明，跟当时欺压百姓的军阀部队完全不一样。周士第从见习官做起，短短几个月就因为表现突出升为副队长，年底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是周士第崭露头角的一年。2月，他率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跟地主武装斗智斗勇，帮农民夺回了被霸占的土地；6月，广州商团叛乱，他带着铁甲车队冲在前面，在沙基战斗中身中7，鲜血浸透了军装，却硬是没下火线，直到把叛军打退。

这一年11月，铁甲车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这支部队后来成了北伐战争的先锋，周士第则成了先锋中的先锋。

1926年5月，北伐战争打响，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提前出发，目标是拿下湖南。周士第带着一营当尖刀，一路北上，先是在安仁县打退了两倍于己的敌军，稳住了湘南战局；接着在汀泗桥战役中，他率部绕到敌军侧翼，趁夜发起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

贺胜桥战役时，面对吴佩孚的精锐部队，他带头冲锋，子弹擦着耳边飞，战马被打死了就徒步作战，最终和战友们一起拿下了这座“天险”。打到武昌城下时，叶挺升任副师长，周士第代理团长，指挥独立团架起云梯攻城。

10月10日，独立团率先攻破武昌城，3万守军缴械投降，而他们仅牺牲了191人。经此一役，“铁军”的名号传遍全国，周士第的名字也成了勇敢善战的代名词。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周士第看着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里又愤怒又失望。

这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周士第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25师师长，带着部队参加了起义。当时 25 师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下辖三个团，林彪是73团的连长，陈赓是74团的营长，许光达是75团的见习排长，陈毅是73团的政治指导员。

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广东，准备建立根据地，可在三河坝遭到敌军重兵围攻，激战几天后，部队被打散了。

按照计划，周士第要去香港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可一路舟车劳顿，到了香港后他就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连走路都费劲。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到处搜捕起义人员，周士第只能躲在小旅馆里，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没办法，他只好找老朋友张云逸借钱治病，好不容易才好转一些。这时候，有人劝他：“现在局势这么乱，你身体又不好，不如先去南洋避一避，等稳定了再找组织。”周士第当时又病又累，脑子一热就同意了，没跟组织打招呼就去了马来西亚。

这一去，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在南洋的日子并不好过，周士第一边养病，一边关注国内的消息，心里一直惦记着革命。

1928年底，他偷偷回到上海，可找了好几个以前的联络点，都因为形势变化找不到人了。没办法，他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后来又去了南京、西安等地，一边做地下工作，一边寻找组织。

1930年，他加入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夏天，他在上海被捕，关进了南京的监狱，敌人威逼利诱，可他始终没吐露半个字。直到1932年，在宋庆龄的营救下，他才被释放。

出狱后，周士第还是没放弃寻找组织。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他主动请缨，担任上海抗日义勇军队长，带着队员在闸北跟日军拼杀。1933年福建事变后，他去了蔡廷锴的19路军，任49师参谋处长，参与反蒋抗日。

可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心里始终想着回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

1933年底，19路军反蒋失败，周士第趁机离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34年2月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见到了久违的党组织。当时红军正在办红军大学，周士第因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被任命为军事教员，给红军干部讲课。

这时候的周士第，已经34岁了，比起那些一直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将领，他错过了井冈山会师、湘赣苏区创建、前几次反“围剿”等关键时期，只能从头开始。但他没有抱怨，而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周士第任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科长，后来又升为队长。长征路上，他跟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好几次遇到危险。

有次在甘肃、四川交界的白龙江，他拉着骡子在栈道上探路，不小心摔进了江里，当时手里还夹着大衣和文件，他只能用一只手划水，在江里漂了好几里路，最后凭着在家乡练就的好水性，抓住一块石头才爬上岸，捡回了一条命。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士第在罗贵波、董必武的介绍下，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组织。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红15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协助徐海东、程子华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为党中央在陕北立足打下了基础。

次年，他调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跟着贺龙、任弼时一起，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周士第任师参谋长，跟着贺龙、关向应开赴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歼敌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忻口会战。

1939年，他又跟着部队转战冀中，参与指挥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等著名战役。尤其是黄土岭战斗，八路军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周士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1月，贺龙、关向应去延安开会，周士第主持军区工作，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在田家会战斗中歼灭日军70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可长期的征战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44年6月，他不得不离开前线，回延安休养。

解放战争时期，周士第重新披挂上阵。

1945年，他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负责整顿后方，为前线提供支援；1946年，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晋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解放了10余座县城；1948年5月，他调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协助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太原战役。

当时徐向前身体不好，很多具体的指挥工作都落到了周士第肩上。

1949 年 4 月，太原战役总攻开始，周士第指挥部队扫清外围据点，24日攻破太原城，全歼国民党守军8.9万余人，生擒国民党将领孙楚、王靖国等人，解放了太原。

这年5月，周士第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向西北进军，参与指挥扶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解放了宝鸡等城市；接着又指挥秦岭战役，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为解放大西南打开了通道。

11月，他率部进军西南，连续解放汉中、广元、剑阁、江油、绵阳等 40 多座县城，为西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授衔时，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有人替他可惜，觉得以他的资历至少该是大将，可周士第自己却看得很开：

“当年我脱离组织6年，错过了很多重要的战斗，能有今天的荣誉，已经很满足了。”

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想着为国家多做贡献。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周士第这样的先辈们，才能做到“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民族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