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我与海外藏中国戏曲俗文学的缘分

《中国俗文学在法国的庋藏与接受研究》，黄仕忠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

我与海外戏曲的缘分，始于东瀛，也许将止于西洋。

2001年春，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作为一个俗文学研究者，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日藏中国曲籍以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因为这是我熟悉的领域，心底有个比较的基准，能较为准确地评估所见文献的珍稀程度，判断学者所做研究的学术史意义。这次访问开启了我查访海外藏中国曲籍之路，也在无意之中闯入“海外汉学”这一领域。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以东京为中心，足迹北至仙台，中至名古屋，西至京都、大阪、天理，南至九州。凡有中国曲本收藏的公私图书馆，我几乎一一到访，以逐册目验为据，编制成目录。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对这些曲籍的东渡历程以及馆藏来源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触及江户以来对中国戏曲的庋藏和接受和明治以降在西方文艺观念影响下所展开的中国戏曲研究。这些探索让我发现了明治学术对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启迪，也见证了王氏戏曲著述对此后日本学术界的深远影响。从文献寻访到学术史的探寻，从学术史的回溯到文化交流的观察，我逐步窥见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深层脉络，从而极大地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

此后十多年时间里，我多次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处作访问研究。期间不断完善我的目录，梳理江户以来戏曲的接受脉络，探讨明治时期以来的研究进展。先后编制了《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2010），编选影印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三辑：2006、2017、2024）以及东京大学、关西大学收藏的长泽规矩也旧藏戏曲俗曲（2013、2016）等，并将有关的研究结集为《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2011）。

在完成日藏戏曲的寻访与编目之后，我将目光转向西方。2011年，以“海外藏珍稀中国戏曲俗曲荟萃与研究”为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这项工作以我的学生为主要参与力量：李芳曾赴荷兰三个月，对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所藏曲籍作了系统的调查。刘蕊在博士期间，赴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简称巴黎汉研所）访学一年，为该所收藏的汉籍编制目录；在做博士后时，再去法国两年，系统地调查了法国所藏汉籍，特别是俗文学文献。李健赴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交流一年，也续有调查。李继明去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一年，调查了德藏中国俗文学文献。徐巧越去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一年，全面系统地调查了英藏俗文学文献。廖智敏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年，调查了北美的俗文学收藏。周丹杰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调查了那里收藏的粤剧和“外江戏”资料。还有仝婉澄、张诗洋、孙笛庐、林杰祥、陈艳林等位，先后赴日，继续深化了日藏戏曲俗曲的研究。他们的调查与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各自的博士论文或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组成部分。我自己也曾两度赴法作短期访问，调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又曾赴德国，查阅了巴伐利亚图书馆和科隆大学图书馆的收藏，都颇有收获。

我们的目标是厘清海外藏中国俗文学文献的家底，通过逐册目验编制目录，遴选珍稀文献影印出版。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系列论文或专题研究著作，对相关文献的西渡、递藏情况作出梳理，对孤本、珍稀文献作出介绍，同时也研讨这些文献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考察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本书便是这项长期合作的结晶之一，主要聚焦于法国藏中国俗文学的收藏、接受、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书中既有直接的研究，也有间接的研究，核心的内容，就是与法国有着某种关联。

书稿编成之际，不由得回想起我们与法国的点滴缘分。

我与法国汉学的机缘，始自于学生梁基永博士。他经常赴欧洲访书游历，与巴黎法兰西学院汉研所图书馆古籍部的岑咏芳主任是熟识，促成了我与该馆的深度合作。当时该馆正在为所藏30万册汉籍编制目录，因经费受限，工作维艰。我在日本访曲时，曾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的一千多册“唱本”编制了目录，又为“仓石（武四郎）文库”的“词曲”部分重编了目录，还为天理大学和东北大学编制了所藏戏曲目录。这些目录成为我与相关机构展开合作的基础，也为我后续展开调查、影印提供了方便。所以我有意继续拓展这一模式，提出由我们派人协助汉研所编制汉籍目录。我的博士生刘蕊，有较好的英语水准，又有一定的法语基础，我们共同商量之后，她成为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

刘蕊当时是博士二年级学生，文献基础尚在夯实，古籍编目经验还浅，研究方向未定。当时虽然申请到中山大学博士生出国留学基金，但事实上这点钱要在法国生活，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费用需要自己筹措补贴。她在征得家人同意之后，毅然前行。因为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世界上的事情，大多是需要艰辛付出才能有所得的，却也很少有目标明确、艰辛付出而没有收获的。因为读书原是学者的本分，现在有一个图书馆的古籍任她逐册阅读著录，有馆长的支持，有古籍部作后盾，有几位馆员配合辅助，她只需要认真执行老师与馆方制订的编纂规则与计划便可。她既是为馆方编目，也是在为自己的学问铺路。每天都是新的知识，贪婪地吸收着养分。这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经历，让她在法国的这一年里，学术视野得以拓展，个人能力获得全面提升。期间，定下了以法国藏稀见汉籍文献的编目与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她做事认真严谨，勤奋努力，不仅赢得了馆方的高度认可，还获得了许多法国汉学家的友谊。博士毕业后，她在中大历史系随桑兵教授做博士后，期间获得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的支持，再度赴法展开合作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法藏汉籍及法国汉学相关领域的探索，成功申报多个科研课题，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研究“根据地”，还意味着有了一个可以做一生的研究领域。——她也为本书奉献了最多的成果。

访书是艰苦的，但收获则是令人欣喜的。2019年5月，我和刘蕊再访法国国家图书馆，重点查阅伯希和特藏。这些藏本编有两个目录，分别为A编和B编。法图古恒目录中的小说部分，之前学者已经给予充分关注，戏曲俗曲部分，刘蕊也做过一些工作，而伯希和特藏中的这类书籍却鲜有人涉足。我一眼便看到伯希和目录中有“俗唱本”一目，含唱本115种。问刘蕊，她之前也未曾留意。调出书来一看，原来是1908年伯氏在西安购得，其中多为晚清木刻版的秦腔剧本，有很多版本在中国本土已经无存了。随后，刘蕊专门为之编制了细目，收录在本书之中。我们计划将这批曲本与法藏其他珍稀戏曲俗曲一同影印出版，目前正与相关机构洽谈。

法图的罗栖霞女士，重点为我介绍了馆藏的《风月秋声》画册。这是清代嘉道间画家费丹旭的作品，世间孤本，共十二幅画页，描绘的是《西厢记》的情景，画工极为精美。法图已经把彩色扫描本放到了网上。我的学生陈旭耀是《西厢记》版本研究的行家，我请他作了比较研究。旭耀考证后发现，此画册借鉴了清康熙五十九年怀永堂刊《绣像第六才子书》的相关插图而再作创造，成为细腻优雅、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而怀永堂刊本的插图则受到晚明启祯间的凌濛初刻本、李廷谟刻本等插图的影响。此画册以其独特的艺术美在《西厢记》传播接受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旭耀的研究文章现已收入本书。

韩国汉阳大学的吴秀卿教授，曾长期关注韩国所刻《五伦全备记》，发掘出多种版本，有助于考证此剧作者以及版本流传情况。她曾利用了韩国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种黑白胶片，是据法国巴黎东洋语学院图书馆藏本拍摄而成的。新冠疫情期间，我的学生李健赴法国访学，我嘱咐他寻找这个版本的下落。吴教授说是“法国巴黎东洋语学院”，并未注明该馆的法文名称，经李健查核，应即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简称Inalco）。法国文化部门在2011年把Inalco图书馆在内的20余家图书馆合并，成立Bibliothèque universitaire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语言与文明大学图书馆，简称BULAC）。但查该馆所藏汉籍，并无此书。

在一筹莫展之际，李健忽然想到：此本是李氏朝鲜王朝所刻，会不会藏在BULAC的韩国书库中？再请工作人员去韩国书库中查找，果然找到了。这是法国东方学家古恒在1894—1895年间从朝鲜购得的，后来入藏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再转移到BULAC。之前吴秀卿教授已经发现韩国奎章图书馆藏有同类版本，但仅存上半部二册残本；后来我的学生陈艳林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发现了另一藏本，但也只有前二册。而法国的这个藏本却是四册俱在，保存完整，尤为珍贵的是，此本除了有卷首两篇序文之外，还在最后一册保存了一篇独有的跋文，署名“是岁嘉平月，点溪叶叠青钱父识”。此跋对于了解《五伦全备记》的编刊过程意义重大。

李健撰文介绍了此书的发现过程和主要特点，现收录到本书之中。后来我又据这份资料并参酌其他版本，重新考察了丘濬《五伦全备记》的写作过程，发现吴秀卿教授将此剧的二序一跋，分别归为景泰元年庚午（1450）、正德五年庚午（1510）、隆庆四年庚午（1570）的不同刊本，是对文献有所误解，其实它们都撰于同一个“庚午”，即景泰元年庚午（详见《五伦全备记新考》，载《文学遗产》2024年第一期）。

我的学生斯维，主要致力于王国维戏曲理论有关研究。我最初拟送他去英国伦敦大学作交流，因故未成，遂转而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他细致地查阅了日本对于“悲剧”概念的翻译与阐释，延及王国维的接受与使用，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提出《赵氏孤儿》《窦娥冤》放在世界大悲剧之林而无逊色，而注意到法国汉学家巴赞对于《窦娥冤》的翻译对王国维悲剧观念的影响，再进而考察巴赞的译文，发现巴赞有意识地将“冤”译作“怨”，以不同于古典悲剧观念的方式，创造性地激活了《窦娥冤》的悲剧之性质。他的论文曾在《文艺研究》上刊出，现在也收录到了本书之中。

我自己则是在考察《窦娥冤》的经典化进程中，注意到巴赞的译介对王国维的影响。王国维在1909年前后，谈到元曲的代表作家，只列人们熟知的“元曲四大家”中的三家，未及关汉卿。而在1912年底写成的《宋元戏曲史》里，却高度赞扬关汉卿，称其“一空倚傍，自铸伟词”，“当为元人第一”，并将《窦娥冤》推到“世界大悲剧”的高度，从此确立了此剧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地位。而王国维的这种转变，正是由于他在与京都大学学者的交流中，受到了法国汉学家所作评价的启发与影响。

台湾清华大学罗仕龙教授，长期从事中西戏曲的跨文化研究，对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接受作过系统的研究，感谢他参与本书编撰，并将其最新研究成果收录其中，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感谢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支持，让我们的工作能够纳入他们的视野，从而促成了本书的编集出版。

岁月如梭，我们展开法藏汉籍寻访与研究，转眼已有十年。俗语谓“十年磨一剑”，其实这仍只是一个开端而已，真正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有待于年轻人。

此文为黄仕忠编《中国俗文学在法国的庋藏与接受研究》一书后记，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中山大学中文系 黄仕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