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155支竹简，把中国环保史往前推了整整900年！

你敢信吗？——当唐朝官员还在为“春不伐木、夏不涸泽”写疏议时，秦始皇治下的基层小吏，已手持竹简，在云梦县田埂上逐条核查：谁家烧了草灰污染水源？哪片林子被砍了未满三围的树？连捕鱼用的网眼尺寸、捕猎幼鹿的禁令，都刻在律令里，违者罚徭役、夺爵位！这不是穿越剧，而是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M11号秦墓的1155支竹简——其中《田律》仅存27支，却以冷峻笔锋，劈开了一道被遗忘两千二百年的生态法治之光。

《田律》不是后人附会的“理想化条文”，而是秦代南郡安陆县（今湖北云梦）一名叫“喜”的基层文书官随葬的履职手抄本。他生前掌管户籍、田亩、刑狱，死后竹简陪葬，字迹工整如刻，律条直指日常：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春天不准砍树、不准堵塞水道。这是中国现存最早对“封山育林”与“保障水系畅通”的法定禁令，比《唐律疏议·杂律》中“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徒一年”早整整900年。

更惊人的是执行细节：“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非夏季不得夜间烧草制灰。为何严控？因焚烧易引发山火、扬尘沉降污染灌溉渠水。秦人早已意识到大气与水体的系统性关联。

再看生物保护：“到七月而纵之。”即从七月起才允许捕猎，此前为繁殖季；“毋敢杀其幼”，严禁杀害幼兽；“毋……毒鱼”，禁止向水域投毒捕鱼。这些条款不是道德劝诫，而是具可操作性的行政指令——地方啬夫（乡级官吏）须按月巡查，并将“林木存亡、水道通塞、渔猎有无违令”逐项填入“爰书”（官方文书），上报郡守。

尤为关键的是责任闭环：《田律》明确“吏循行不举劾，与同罪”。若主管官员巡查失职，与违法者同罚。这种“属地+追责”的双轨监管，比唐代“州县正官负总责”制度早两个朝代。

有人质疑：秦法严苛，是否只重惩罚？实则不然。《田律》亦含正向激励：凡举报焚林、毒鱼者，“赐一盾”（相当于半套军功赏格）；修复毁坏堤堰者，可抵部分徭役。法律刚柔并济，远超“禁令堆砌”的刻板印象。

对比《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中生态保护条款，虽体系更全（如增“不得于山林烧田”“诸弃毁官私器物者坐赃论”等），但核心精神——季节禁令、幼体保护、水土养护——早在秦简中已有雏形。不同在于：唐律是中央法典的宏观宣示，而《田律》是基层执法的实时手册，它不讲道理，只列动作；不谈理念，只问结果。

今天重读《田律》，震撼不在“古人早有环保意识”，而在其惊人的现代性：它具备明确的时空边界（春二月/七月）、行为清单（伐木、烧灰、毒鱼）、责任主体（啬夫、田典）、监督机制（循行举劾）、奖惩标准（赐盾、罚徭）。这不是朴素经验，而是成体系的环境行政法实践。

所以问题来了——当我们在争论“秦朝是不是纯靠暴力维稳”时，有没有想过：那个被骂了两千年的“暴秦”，可能早就建起了一套比多数王朝更务实、更精细、更落地的绿水青山治理体系？下一期，我们翻开同一座墓出土的《仓律》《厩苑律》，看看秦人如何给粮仓防潮、给马匹防疫……原来，所谓“大秦基建狂魔”，从竹简时代就开始了。#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