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新5年，穿越周期的智慧和行动力纲领

作者 | 黄少卿 编辑 | 虞滟萍 责编 | 韩玮烨

摘要：

When night is almost done,

And sunrise grows so near

That we can touch the spaces,

It 's time to smooth the hair.

Emily Dickinson

“十五五”规划的序幕已然拉开，中国这艘巨轮正驶入一片蕴藏着机遇和不确定性的深邃海域。启程之时，既需客观复盘过去5年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与真实图景，也须以理性的目光穿透周期迷雾，探寻高质量发展的稳定锚点与动力源泉。这不仅是对宏观政策的考验，更是对整个经济体系韧性、创新性与适应性的全面检阅。

一、诊断2025，中国经济的多维镜像

2025年，中国经济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40万亿元新台阶。然而经济深层结构所承受的下行压力并未得到有效缓解。一条平滑后的长期增长趋势线清晰地揭示出，中国经济仍处在增速换挡与动能转换的筑底阶段。

从需求侧动力解构，呈现出“外需强劲、内需疲软”的显著分化格局。消费作为经济“压舱石”，在阶段性补贴政策激励下曾短暂回暖，但内生动力不足导致其提振效应难以持续，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现高开低走态势，年末已逼近增长停滞边缘。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投资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深度调整，二次探底降幅达17.2%，民间投资亦延续萎缩态势。资本形成总额的负增长，不仅拖累了当期GDP，更为后续的供给能力积累蒙上阴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需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全年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接近1.2万亿美元，有效承接了部分过剩产能。

然而，巨大的贸易失衡本身就是国内经济循环不平衡的映射。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审视，生产的终极目的是消费，出口的终极意义在于换取进口以提升本国福祉。长期依赖巨额外贸顺差支撑增长，意味着国民储蓄的持续净流出与国内最终消费的相对不足，这种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与福利效应值得深入反思。此外，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努力虽取得进展，但对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间接依赖依然存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中的摩擦风险不容忽视。

价格水平与就业市场亦传递出复杂信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为负，共同指向内需尤其是投资需求的不足。城镇调查失业率虽稳定在目标区间内，但青年群体就业压力依然突出，结构性就业矛盾亟待破解。财政运行方面，广义赤字率维持高位，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受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影响显著承压，如何平衡财政可持续性与逆周期调节力度，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权衡。

二、 政策脉络与框架：“延续性”基调下的精准施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的宏观政策定下了“延续性”的清晰基调。这意味着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对既有行之有效战略的坚持与深化。政策框架紧紧围绕“需求侧逆周期管理”与“供给侧跨周期培育”两条主线展开，并辅以制度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坚实底座。

在需求侧，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其“积极性”应体现在总量与结构的双重维度。

总量上，需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适度提高赤字率，并有效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清偿拖欠企业账款、直接补贴居民消费等关键环节发挥更大作用，打破债务-通缩循环，切实提振市场主体的现金流与预期。

结构上，财政支出需进一步优化，在继续支持必要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显著加大对“人”的投资，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这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能通过提升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低收入群体收入，直接而高效地扩大内需。

在供给侧，核心任务是跨越传统周期，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中长期增长动能。这要求政策必须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引擎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关键在于构建有利于原始创新涌现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去年的“反内卷”政策尝试在部分行业规范无序价格竞争，其初衷在于引导企业从低成本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与差异化竞争，但治本之策仍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的价值空间，并规范地方层面的不当补贴行为，从根本上扭转激励扭曲。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仍在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政策需在遏制风险蔓延、保障交付与适应新发展模式之间寻求平衡。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需多措并举，在遏制增量的同时，通过债务重组、资产盘活、中央适度援手等方式稳妥化解存量，阻断其向金融体系传导的路径。

三、 产业新局与业态重构：“十五五”的进化之路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明确要求。这并非传统产业的简单规模扩张或新兴产业的孤立培育，而是一场深刻的产业生态与组织形态的重构。其核心方向，在于打破制造业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传统藩篱，向“服务驱动型制造”新业态演进。

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为基于制造能力的综合服务解决方案的竞争力。这意味着，企业提供的价值主体从单一产品，延伸至涵盖研发设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增值服务等的全过程、全链条服务。例如，装备制造商不再是简单地销售设备，而是提供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能租赁、能效优化和预测性维护服务；消费品企业则通过用户数据平台，实现产品迭代与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

这一转型的背后，是固定成本结构的深刻变化。

新业态下的“固定成本”，不仅包括重型设备、厂房等有形资产，更大量体现为软件平台、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生态构建等无形资产的前期巨额投入。这些投入要获得回报，必须依赖庞大的用户规模与高频的服务交互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因此，“平台思维”与“生态构建”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战略资产。

无论是上海钢联构建的大宗商品资讯与交易服务平台，还是震坤行打造的工业品数字化供应链，亦或是黑湖科技推动的制造协同SaaS，其本质都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将制造能力服务化、网络化，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创造价值并获取收益。

推动中国服务业的“产业革命”正当其时。过去，服务业常被视作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然而，借助数字技术，服务业同样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的“技术资产”投资，并通过网络平台触达海量客户，实现生产率的跃升。这为突破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

小结：在凝望中锚定未来

“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凝望深渊不是为了迷失内心，而是走出暗黑的混沌，找到未来之门。

中国经济的前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在清晰的诊断基础上，坚定执行既定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方略，并在产业层面主动拥抱这场由技术驱动的业态革命。

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定力与合力，财政政策要更精准地发挥结构调控与民生保障功能，货币政策需在稳物价、促增长、防风险间寻求动态平衡，并为供给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更为关键的是，微观主体——企业，需要深刻理解产业融合与价值重塑的大趋势，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构筑以核心能力为基石的平台与生态，完成从“制造商”到“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蜕变。

唯有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深化改革开放中释放制度红利，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中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方能突破当前的重重约束，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剧变中开创确定性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