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全受指派杀害徐向前妻子，后坦言：杀人就是为了搞徐帅的材料

1955年9月，首批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鼓点落定，军号嘹亮，新中国的将星们依次跨上红地毯。排队候衔的周纯全，胸口微微起伏；站在前排的徐向前，神情却很平静。两人之间隔着不到五米，却像隔着一条难以挽回的岁月鸿沟。

授衔结束后，周纯全没有上前寒暄，只匆匆离开。礼堂外秋风透骨，他透过玻璃看到徐向前与老战友交谈。那一刻，往事以迅雷不及之势涌回脑海。

时间拨回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主导的“肃反”已持续数月，保卫局黑名单密密麻麻。周纯全当时任苏区保卫局科长，日夜审讯“嫌疑分子”。一张电报将徐向前推至风口浪尖——“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疑与国民党暗通款曲”。电报内容没有实证，却被当成“绝对机密”。

徐向前正在前线作战，后方对他的“调查”转而瞄准妻子程训宣。程训宣比徐向前小两岁，鄂豫皖苏区妇女运动骨干，个性爽朗。对她，周纯全原本敬佩，可命令是“速捕、速审”。深夜，程训宣被押至七里坪一处民房。烛光跳动，她目视周纯全，没有退缩。

“交代徐向前的问题。”审讯词冰冷。程训宣沉默。三天后，依旧毫无口供。张国焘拍板：如不服就地枪决。周纯全明白，这已不只是问讯，是将枪口对准自己昔日同志。“她没什么罪，当年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黑材料。”若干年后，他对徐向前如是坦白。那句话，他练习了无数遍，却始终磕巴。

1933年初春，夜雨连绵。程训宣被秘密处决于麻城南郊，遗体草草掩埋。临刑前，她托一位炊事员带话：“我不是反革命，亦未害徐向前。”炊事员行至半路被截查，口信没能出苏区。徐向前在数百里外指挥反“围剿”，不知妻子已成孤坟。

1937年2月，西北高原仍残雪未融。徐向前重回延安疗伤，在枣园小道偶遇周纯全。寒暄两句后，徐向前忽然截步：“到底为什么？”话音低沉，杀气俱无，却让周纯全脊背生寒。“搞材料。”短短两个字，道尽荒诞。两人沉默片刻，各自转身。山风掠过树梢，把那场短暂交锋吹散。

此后数年，两人鲜有往来。抗战、解放战争，战事接连。周纯全随部队辗转大别山、川北，作战记录颇为亮眼。徐向前则率西北野战兵团南征北战。战场以外，他们像两条曲线，很少相交。

1949年冬，北平初雪。程训宣的母亲进京探亲，住在大儿子家。徐向前扶门而入，军大衣上沾着雪花。老人拉住他的袖口：“训宣什么时候回来？”徐向前微微低头，喉结滚动，却挤出一句：“在陕西学习。”谎言脱口而出，背后是无法言说的苦涩。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不断编造“调动”消息，一次次写信“代女问安”。

1972年，老人含笑离世。她带走了对女儿的思念，也带走了无休的等待。徐向前得知消息，仅在日记本上写下十六个字：“终是未告真情，唯愿母女梦中相见。”字迹遒劲，却透出隐忍。

有意思的是，1973年初，军委准备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专家名单里赫然有周纯全。交接会上，周纯全递上初稿，扉页放了一张旧照片——程训宣在黄安组织女工缝军衣，笑容舒展。徐向前翻到那一页，指尖停顿片刻，然后合上稿件，说了一句：“史料要实，莫遗漏细枝末节。”没有责备，也无和解仪式，但彼此都懂。

自此，周纯全开始频繁翻阅旧档案，补充细节。夜深时，他常把文件夹摊在灯下，叹息声低不可闻。有人见他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小字：“谨以此册祭一位无名烈士。”字未署名，却一眼可辨。

徐向前很少谈私事，偶尔在干部会议上点评“肃反”教训：“革命队伍内部，也是要讲证据的。”句子平平，却分量沉重。坐在会场里，周纯全听见，指节不自觉地收紧。那是公开场合里最直接的提醒，也是最终的结案陈词。

197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红四方面军纪实》。书末附录列出牺牲者名单，程训宣名列其中，事迹不过寥寥数行，却算正式归位。那天，徐向前在扉页盖上篆体章：“英魂可慰。”

至此，两段人生轨迹再度交点，却已不是怨与恨，而是冷静记录与迟到告白。周纯全晚年回忆录只写了一句话：“一纸命令，误我一生。”没有细节，也没有推脱。读者若是翻看当年的统计数字，会发现“肃反”期间红四方面军减员超过四成，绝非个案。

回望那场动乱，血的教训早被铭刻。徐向前选择了沉默，不追究个人过失；周纯全以汗水弥补，用工整的史料换一丝心安。若问谁对谁错，答案早在历史档案里；若问代价多大，每一行名字都是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