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末的一个黄昏,北京西三环的落日把楼群切割成深浅不一的阴影,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悄悄接到一份加急密件:东风系列导弹核心参数疑似外泄。情报部很快成立专案组,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直到两年后,一张流入市井的崭新美元纸钞,意外撕开了谜团的边角。
与这张纸钞相关的人名叫郭万钧。1942年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祖上在清末曾被赐封武显将军、建威将军,一家人对出身颇为自豪。帝国覆灭后,家道中落,重振门楣的担子自然压在这个家里唯一的天之骄子身上。郭万钧也确实争了口气,1960 年代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国防科研体系,先后参与多型号导弹的总体设计,在院里被誉为“东风博士”。
学者的头衔、稳定的编制、体面的收入,本可让他安然度此生。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被推开,荣誉与责任常常被其冲垮。1980 年代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令不少科研人员心潮澎湃,郭万钧也开始频繁与境外学术代表团接触。起初,他只是享受那份被“高看一眼”的虚荣,后来,来到国内讲学的沃维汉出现,诱惑逐步升级。
沃维汉比郭万钧小十岁,是恢复高考后进入高校的一批佼佼者,赴德留学期间被境外情报人员盯上并策反。回国后,他戴着“国际学者”的光环在学术圈穿梭,手表闪着亮光,衣着上等,总在酒会中谈论欧洲实验室的尖端设备。这番排场让不少人心生向往,郭万钧也不例外。几次场合下来,两人迅速拉近距离,私下的电话愈发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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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之后,郭万钧的科研通道愈加畅通,他可以直接接触到新一代东风导弹的性能参数。只要打印室的机密加密机旁无人,他就会把重要数据顺手塞进皮包。沃维汉则负责在澳门、香港甚至东南亚多地进行“交货”,每次换得数万美元外加奢侈品。两年间,郭万钧收下16万美元和一枚昂贵腕表,家中却仍保持低调:自行车照骑、毛线衣自己打,俨然一副“清贫学者”的模样。
这幅伪装骗得过同事,却难瞒得住枕边人。郭妻常年主妇,家中进账突然激增,她也狐疑。可夫妻多年,她只问过一次:“钱哪来的?”郭万钧含糊一句“项目奖励”,草草搪塞。随后他下令家里不准外人来往,更把国安常提倡的“保密教育”当耳旁风。偏偏再谨慎,也会有疏忽。
2005 年初的一天,郭妻提篮去买菜,售货摊前,她随手掏出一张面值 100 美元的新票子。卖菜大妈愣了一下,随口调侃:“您这票子真新鲜啊,哪儿换的?”郭妻笑笑:“家里亲戚寄的。”两人闲聊几句,那位大妈却悄悄把钞票收进一个小袋,私底下塞给在国安系统任职的儿子。巧的是,国安恰在全城追查外泄源头,那张钞票的流向,令专案组捕捉到一个全新的可疑点。
调查随即展开。银行流水、通讯记录、出入境档案,一条条拉网式排查。越查越发觉蹊跷:郭万钧以“购置科研设备”为名,频繁收取境外汇款;他与沃维汉的通话却呈现异常规律——每次三通电话中仅一通闲聊,其余两次对接编码。在接到警方暗中统计的 57 通记录后,专案组决定顺藤摸瓜。
2005年8月的一个夜里,国安干员以“线路维护”名义上门检修,将郭家电话悄悄并线。测试没出三天,线路果然响起,第一声无人接听,第二声接通后“嘟”的一声挂断,第三声又空响。按照以往默契,这是暗号:安全、准备交易。监听记录锁定了对方号码,而位置显示竟在京郊一处出租屋。行动队火速出击,沃维汉就此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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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夜审讯中,双方交锋数小时。一名审讯员抛出照片:“这是你在香港一家酒店门口与郭万钧合影,对吗?”沉默片刻后,沃维汉自知难逃法网,交代了多次交接的完整细节。随后的搜查里,硬盘、微缩胶卷、境外银行流水单、瑞士表等统统被缴获,证据链严丝合缝。
2007年5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郭万钧、沃维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万钧提出上诉,辩称“只为学术交流”。高级法院审查全部材料后维持原判。2008年11月28日,两人被依法执行死刑。至此,历时近五年的东风导弹泄密案划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办案人员事后复盘时颇有感触:传统的“人情社会”往往在无意间成了国家安全网的天然预警系统。假如那枚崭新的美元没落入农贸市场,线索或许还要迟到很久;假如郭万钧没有低估“菜市场”的洞察力,也许破案的时间线将被拖长。
回首他的轨迹,学识、地位、待遇样样不缺,却仍旧贪恋资本的响声。有人感慨,一块进口腕表、几沓美钞,就能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也有人叹息,国家层层设防,终究还是敌不过一个人心的松动。更刺眼的是,他把同事们的托付、国家的重托、家族的期望,一股脑换成碎银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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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始于1958年,凝结了数十万科研人员的心血。每一次试验成功,背后都是年复一年的高温高寒、高山戈壁。“核心机密,一旦泄露,等于把士兵暴露在敌人的准星下。”这是导弹总师曾在大会上说过的话。郭万钧听过,也鼓过掌,可当利益诱饵朝他抛来,他第一时间忘了初心。
案发后,科研系统加大了保密培训,涉密岗位离岗谈话、年审轮岗机制逐步完善;复印室启用芯片卡计时,全程录像;打印机出口加装红外扫描。一位老专家苦笑:“技术可以升级,制度可以完善,最难防的是人自己。”此话不算高论,却道出安全工作的本质。
1942 到 2008,郭万钧 66 年的人生,一半在实验室、一半在囚室与审讯室交错。家族重振的梦想彻底破灭,东风研究所的同事谈及此事仍摇头:知识分子可以清贫,但若心穷,麻烦便降临。对于专业战线上的后辈们,这起案件更像是一记闷棍,时刻提醒:任何机密都附着鲜活生命,绝非纸面数字。
再看那位卖菜大妈,日子依旧是天不亮出摊、下午三点收档。有人问她:“当初要是没把美元交出去呢?”她摆摆手:“该咋办咋办,咱老百姓懂啥?只是心里踏实。”一句朴素的“踏实”,在东风基地的试验号声里,被研究员们默默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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