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本报记者 郭平
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不仅在文明进程中“先走一步”，在工具与技术的创造上同样展现出非凡的智慧。近日，记者专访了深耕辽宁考古40余年的辽宁大学教授张星德，围绕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工具发明，展开对话。
本报记者：您在辽宁地区参与和见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现。除了文明形态的“先行”，辽宁先民在工具与技术方面是否有独特的创造？
张星德：是的。辽宁地区的史前文化，尤其在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时期，出现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发明。其中，石轴承的发现非常关键。
查海遗址出土的石轴承，是用石块打制而成的。它的出现，将中国史前轮轴机械的起源明确追溯到了距今约8000年前。这不仅是辽宁先民的智慧结晶，也具有重大的科技史意义。
本报记者：石轴承具体是如何被证实并使用的？
张星德：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曾进行过实验考古。他用天然河卵石模拟查海石轴承，搭配木质轮盘、竹管钻具和石英砂解玉砂，成功对软玉毛坯实现了管钻。这个实验打破了“史前无法完成软玉大型管钻”的传统认识，证明查海先民已经掌握了借助机械辅助进行玉石加工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查海出土的石轴承形态已相当成熟，并非最原始的形态。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轮轴机械的设计与制作技巧。结合遗址中出土的44件玉器，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玉石专业化生产，手工业分工初步显现。
本报记者：除了石轴承，同一时期还有哪些工具方面的创造？
张星德： 工具创造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在查海遗址还发现了大量打制的锄形器与铲形器，器身对称打孔或束腰，便于绑缚木柄。辽宁大学的青年学者王闯曾复制这类石器进行实验，发现通过不同的绑缚方式，它们既可用来挖土、锄地，也能作为斧类工具劈砍，一器多用，实用性强。这类器形在同期其他地区文化中较少见到。
此外，通过植物考古，我们在查海发现了处于野生向栽培过渡阶段的黍、粟颗粒，说明这里不仅是农业起源地之一，与之配套的农具也应运而生。而更早阶段，如小孤山遗址，已出现使用岫玉制作的玉质工具，葫芦岛杨家洼遗址也发现了早于查海的玉斧、玉球等，虽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但已显示出本地治玉工艺的悠久渊源。
本报记者：这些工具创造，反映了先民怎样的生存智慧？
张星德： 辽宁西部属于过渡地带，土壤不厚，不适合大规模单一农耕。先民为了在此长久生存，发展出了农耕、渔猎并重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生存方式要求工具必须适应性强、一专多能。无论是可绑缚多种手柄的石器，还是用于提高玉器加工效率的石轴承，都体现出一种务实、灵活的创新思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围绕着具体的生存和生产需求展开。
石轴承的意义尤其深远。它表明，早在8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手工操作，开始探索利用机械原理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技术意识，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
本报记者：对于这些工具遗产，我们今天应如何理解与传承？
张星德： 我常感慨，先民的智慧往往藏在这些看似朴实的石头与骨骼里。石轴承不仅是一件文物，它更是一个时代技术思维的物证。它告诉我们，文明的前行，既离不开宏伟的仪式与社会组织，也离不开这些日常而关键的技术突破。
我想，对今天的启示在于，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走进古人的技术世界，理解他们如何利用有限条件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因地制宜、勇于创造的精神，是辽河流域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一个生动侧面。
本文图片来自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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