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晚年为何对江东士族下死手？二宫党争只是借口，真正原因在这

赤乌十三年（250年），建业宫中，孙权枯坐案前，面前摊着陆逊的绝命书。这位辅佐孙氏三代、为东吴开疆拓土的丞相，最终在流放途中郁郁而终。而陆逊的死，只是孙权晚年清洗江东士族的开端——朱据被杖杀、顾谭流放、吾粲斩首……曾经与孙氏“共天下”的江东大族，几乎被整得元气大伤。为何晚年的孙权，要对这些“佐其半生”的功臣下死手？二宫党争的背后，藏着东吴权力结构的深层危机。

一、二宫党争：太子与鲁王的争斗，成了清洗士族的“导火索”

孙权晚年的噩梦，始于“二宫构争”。赤乌五年（242年），孙权立幼子孙和为太子，不久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这本是寻常的分封，却因孙权的“一碗水端不平”，演变成朝堂分裂：太子孙和得陆逊、顾谭、朱据等江东士族支持；鲁王孙霸则依附全琮、步骘等江北士族及部分宦官。

两党明争暗斗，从“礼仪规格”吵到“太子人选”，甚至牵连到孙权最敏感的神经——皇权继承的稳定性。孙权晚年多疑，见太子与鲁王势同水火，担心士族借机“挟储君以令天子”，更怕士族势力借此膨胀，威胁孙氏皇权。

《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陆逊因多次上书劝孙权“明嫡庶之分”，触怒孙权，被指责“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意为陆逊偏袒太子，是为家族招祸）。这场党争，成了孙权清洗士族的绝佳借口。

二、江东士族的“功高震主”：从“盟友”到“威胁”的权力失衡

江东士族的崛起，本是孙氏立足的根基。早年孙策渡江，靠周瑜、张昭等淮泗士族打下基础；赤壁之战后，陆逊、顾雍、朱桓等江东本土士族（如吴郡陆氏、顾氏，会稽虞氏）逐渐成为军政核心。到孙权晚年，江东士族已掌控东吴大半权力：陆逊掌荆州兵权，顾雍任丞相十余年，朱据统领禁军……

孙权并非不知士族的重要性，但他更清楚：士族与孙氏是“君臣共治”，而非“君臣一体”。尤其是江东士族，根系深扎地方，门生故吏遍布州郡，若太子之争中士族势力进一步整合，很可能形成“士族联盟”，架空皇权。

比如陆逊，他不仅是丞相，更是吴郡陆氏的家主，家族子弟遍布军中；朱据娶孙权之女孙鲁育，既是驸马，又是吴郡朱氏领袖。这些人一旦联手，足以动摇孙氏统治根基。孙权晚年推行“江东化”政策（重用本土士族），却又恐惧士族尾大不掉，这种矛盾心态，让他对士族既依赖又猜忌。

三、权力焦虑与性格扭曲：晚年孙权的“猜忌链”

孙权晚年的性格变化，是清洗士族的直接推手。《三国志·吴主传》评价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早年尚有容人之量（如容忍张昭直言），晚年却愈发多疑。

一方面，他担心继承人能力不足。太子孙和“性辨惠而有才”，却优柔寡断；鲁王孙霸“骁勇骄奢”，野心勃勃。孙权既怕太子驾驭不了士族，又怕鲁王借士族之力夺位，干脆“两废之”（赤乌十三年，废孙和为南阳王，杀孙霸），彻底终结党争。

另一方面，他恐惧士族“外戚化”。江东士族与孙氏联姻深厚：陆逊娶孙策之女，朱据娶孙权之女，顾谭是顾雍之孙、孙权外甥。孙权担心士族通过联姻渗透后宫、操控储君，于是借“二宫党争”之名，将陆逊、朱据等“外戚兼士族”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

《三国志·吾粲传》记载，吾粲因“与陆逊同图太子事”被斩首；《朱据传》载朱据因“谏诤太子被诬陷”，遭杖杀；《顾谭传》载顾谭因“附太子”被流放交州……这些看似“党争株连”的事件，本质是孙权对士族权力的系统性打压。

四、清洗的后果：江东士族元气大伤，东吴皇权短暂集中

孙权晚年的清洗，确实达到了“削弱士族”的目的。陆逊之死让吴郡陆氏一蹶不振，顾谭流放后顾氏影响力骤降，朱据、吾粲等骨干被清除，江东士族“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此后，东吴皇权短暂集中，诸葛恪、孙峻等权臣相继掌权，但士族与皇权的矛盾并未消失，反而为东吴后期的“内斗”埋下隐患。

更讽刺的是，孙权死后，东吴很快陷入“权臣当政”的循环：诸葛恪、孙峻、孙綝相继专权，士族虽被削弱，却通过“选边站队”重新渗透权力核心。到西晋灭吴时，江东士族已无复当年之勇，只能眼睁睁看着孙氏政权覆灭。

孙权晚年对江东士族的忌刻，是“权力焦虑”与“性格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二宫党争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是他恐惧士族势力威胁皇权，更恐惧“江东化”政策下，士族与孙氏的“共治”变成“共治”变“共治”的失衡。

他以为清洗能巩固皇权，却忘了江东士族是东吴的“根”。当陆逊的绝命书化为尘土，当朱据的血染红建业宫阶，东吴的“君臣一体”早已名存实亡——晚年的孙权，用最阴鸷的手段，亲手拆毁了自己与士族共同搭建的江山。

如果孙权不立二宫，直接传位给幼子孙亮，还会清洗士族吗？ 陆逊之死，是孙权个人猜忌还是东吴“淮泗士族”与“江东士族”斗争的结果？ 孙权晚年清洗士族，对西晋灭吴有无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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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据《三国志·吴主传》《陆逊传》《朱据传》等正史，结合“东吴门阀政治”“二宫构争”事件解析，拒绝虚构演绎。更多三国权力黑幕，下次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