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日清晨七点,山城的薄雾仍未散尽,90岁的杨尚昆从机舱门慢慢走下。机场跑道上铺着一层细雨,他抬头望向黛青色的天空,低声说了句:“四哥,我回来了。”只有身旁的随行卫士听见,他只说:“首长,我们该出发了。”
车队驶向潼南的路并不算平坦,坑洼处偶尔溅起水花。车窗外的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杨尚昆靠在座椅上,似在闭目养神,指尖却轻轻摩挲着外套内袋那张泛黄的旧照片——1927年4月6日,重庆浮图关前,杨闇公就义后被匆匆拍下的遗像。时隔整整70年,照片的边角早已卷翘,可血迹般的暗斑仍刺痛人心。
抵达潼南县城已近午时。欢迎的横幅、鼓乐、乡亲的嘈杂声扑面而来。杨尚昆让车停在街口,自行步行百余米。他用家乡口音连说:“认不出咯,真认不出咯!”县里陪同人员介绍工业园、天然气管网,他只是笑着点头,目光却总飘向远处的双江古镇旧居方向。
下午两点,杨闇公烈士陵园。礼兵列队静立,花圈与挽联依次铺陈。杨尚昆坚持不用搀扶,一步一顿走向墓碑。风吹过松柏,一声轻叹:“闇公,是你成就了我。”随即深鞠躬三次,再绕墓一周。他的手指轻触碑石,似要把掌纹刻在冰冷的石面上。
短暂的默哀后,他回忆起1925年的春夜。那年他18岁,四哥23岁。狭小的私塾房晕着油灯光,四哥把《共产党宣言》推到他面前,目光炯炯:“想救国,就先明理。”杨尚昆读得牙关咬紧,第二天清晨仍抱着书发呆。多年后,他对人说:“那盏菜油灯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1927年春,川渝风声鹤唳。“三三一”惨案爆发,重庆街头尸横遍野。四哥被捕后,敌人割舌剜目,仍不吐一字。消息传到成都高师附中,那时的杨尚昆仓促赶路,半途中得知四哥已牺牲,握拳击墙,血染指骨。90岁的今日,旧伤仍在雨天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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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他把四哥的遗志当作尺子,丈量自己每个选择。1938年奔赴延安,1949年迎来新中国诞生,1988年当选国家主席,职务一步步抬升,却始终认为“我只是闇公的‘延长线’”。
第一次正式返乡是在1987年。那年烈士牺牲60周年,他剪彩“三三一”惨案陈列馆,登上县招待所石阶,与沿街乡亲隔窗挥手,一再说“今夜要睡个好觉。”剧场里,古溪农民乐队奏罢,他问:“真的是农民?”得知确实如此,他眉毛都笑弯:“演得好。”“潼南的演出硬是要得呦!”——那口乡音一出口,全场起哄般鼓掌。
1993年,卸任国家主席后,他带着一家老小回到犀牛湾扫父母坟。花圈缎带写着“淮清先父千古”。两鬓花白的老人抚碑良久,忽地侧身对乡干部说:“当年没能奔丧,是我终身遗憾。”当天晚些,他兴致勃勃爬峨眉山金顶,护卫怕他体力不支,他摆手:“我在雪山走过,金顶算啥子!”
也是那一年,他携8000册藏书嘱咐家人未来交四川或重庆图书馆。书中最珍贵的清刻本《二十四史》771册,其来历颇奇——早年毛泽东所藏,后来被杨尚昆用另一套线装本换得。1997年回乡前,他特意挑出十几册关于巴蜀史地、川军抗战的旧书,打算改日寄回县图书室,可惜终因日程紧未能亲送。
傍晚,双江旧居再度迎来故人。两幢“前店后院”已有人居住,门口却仍保留“清白传家”匾额。杨尚昆摸着木门,笑说:“小时淘气被四哥按着背诵‘清白’二字,一耳光就落下。”几个年轻解说员吃惊,他摆手:“莫稀奇,那会儿读私塾,不背书就是竹板伺候。”
橙树仍在。花蕾清香扑面,他捻了一片新叶,轻嚼一下,点头:“香味在。”四十年前,他曾写信要地方干部把这几棵“外洋橙子”留好,如今树径已有成年人臂粗。可惜季节未到,尝不到果实。同行县长提议秋后寄几箱,他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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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渐深,旧宅后院的座谈会比预定的时间拖长了。四所中学的校长坐在前排,他躬身作揖,请他们“把娃娃教好,不负闇公先烈”。有人汇报潼南正在筹建化工厂,他立即提醒“三废排放要先算账,别把河流弄脏了。”说到天然气入户,他连连称快:“点火就能煮饭,省事!”
县里准备留他多住几日,他却执意3日上午八点准时返程。“不能耽误你们工作。”车开动时,他探出窗对街两旁的父老喊:“明年再见!”
1998年9月14日,他在北京病逝,未能如约而归。潼南化工厂投产那天,镇上的收音机里播放《国际歌》,有老人站在杨闇公烈士像前喃喃:“两兄弟都算言而有信,一个给我们留下命,一个给我们留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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