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英不幸遭受车祸，住院时收到刘培善来信：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

一九五○年三月的一个拂晓，闽赣交界的盘山公路被浓雾罩住，解放军医疗队的卡车在急转弯处侧翻。车厢震响之后，医护人员四散而逃，唯有时任福建军区卫生处副处长的左英被沉重的车身压住双腿，疼痛剜心。她昏迷前，耳边只剩汽油味与战士们仓皇的呼喊。

车祸消息当天传到福州。正在前线督战的刘培善放下电台耳机，猛地起身，“立刻给我备车！”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战友却都懂：那是政委的夫人，是他的半条命。傍晚，刘培善已赶到上海华东医院。看见病床上的左英，他低声道：“小左，坚持住，我在。”这句简短安慰，比针剂更能止疼。

左英此时三十一岁，膝上缠满绷带，钢板固定着碎裂的骨头。医生提醒，若感染恶化，可能需要高位截肢。刘培善沉默片刻，才向华东局卫生部部长请求：“一切按最佳方案救治，风险我担。”他说话一向低沉笃定，却让旁人听出了焦虑。夜深人静，他握着妻子的手写下一封长信：“无论你伤势如何，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第二天清晨，信封被悄悄放在病床枕边。多年以后，字迹已旧，情意却未曾褪色。

这对夫妻的相遇得追溯到一九四四年的延安。那时抗战进入相持，中央党校里云集了各路革命干部，三斗米的高粱饭、一碗红薯稀粥，是每天的口粮。刘培善在华中第二学习组任组长，左英则是上海地下党举荐来延安深造的护士。课堂上，她总是安静坐在最后一排，眼神清澈却不失倔强，让在前排带着湘赣口音发言的刘培善频频回头。爱慕就在那一回头里萌芽。

追求并不顺畅。左英信奉自由恋爱，拒绝“组织包办”。一次劝说后她私下嘀咕：“凭什么总拿革命作媒？”但刘培善并不气馁，他拉上陈毅请出面“作保”。陈毅爽朗大笑：“我向你包票，刘培善靠得住！”又亲笔写信给左英，言辞恳切。随后，女红军蔡畅与左英长谈三小时，从职业理想到患难情深，娓娓道来。左英心头的冰层悄然融化，却仍佯装矜持。

转机出现在河边。左英埋头洗衣，忽觉身后有人，回头对上一双紧张而真挚的眼睛。刘培善红着脸敬礼：“小左同志，我保证改掉‘他娘的’这句口头禅，也不耽误你的医务工作！”这番略显笨拙的表白，让左英开怀一笑。经不住真情攻势，她答应了。这一年七月一日，两人在延安窑洞里宣誓结为夫妻，证婚人是叶剑英。枕头是土坯，洞外是晚风，燃起的油灯噗嗤作响，映红两人的脸。

山河未靖，婚后旋即分飞。解放战争后期，刘培善担任三野二十八军政委，冲锋在闽西前线；左英则率医疗队随军南下，接管旧政权医院。有意思的是，新政协筹备期间，北京请她汇报福建卫生状况。会后返闽途中才有了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

吊诡的是，正是那场劫难，让这对革命伉俪的深情公之于众。左英的病房门口，常能见到战友们轮候探视，特别是医护同行，对“政委的信”颇为好奇。有人悄悄问她：“信里说了啥？”她只是微笑，把信折好放入枕套，仿佛那一句“始终如一”具有镇痛的魔力。

数月后，左英拄着拐杖走出病房，她留下病床给更急需的伤员。左腿长了钢钉，却没锁住脚步。福建卫生厅需要有人统筹干部培训、疟疾防治、基层站点建设，左英接下担子，白天跑遍闽北山区，晚上用木板撑腿写报告。有人劝她留下疗养，她笑说：“腿不听话，心可得跑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中央点名刘培善进京学习。出发前，他在枕边放下一张纸条：“这一别不久，回来再陪你走海边。”左英送到门口，笑着挥手，却忍不住多叮嘱一句：“少抽烟，少熬夜。”四月二十四日，他走进北京军区招待所，一身尘土。谁也没料到，短短半月后，心脏病突发的他再没醒来，时年五十五岁。

电报传到福州的夜晚，左英嚎啕失声。可她知道，哭泣不是新四军老护士的作风。她擦干眼泪，把丈夫的遗像挂在书桌旁，调来最低处。孩子们问：“妈妈，这张照片为什么放这么低？”她答：“离咱们近一点，让他看看咱们都还好。”

周恩来在五月十六日的追悼会上评价：“刘培善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毛泽东八月十一日接见南京军区和福州等六大军区代表时，特地把左英请到台前。主席拉着她的手，轻声说：“刘培善是好同志，你也辛苦了。”左英点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觉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此后四十年，左英把个人悲恸锁进抽屉。她组织福建防疫队，深入山村滑坡区，抗疟、防霍乱，主持医卫院校课程改革，又在上海创立人口福利基金会，给基层医院捐款、给失学儿童筹学费。采访时有人问：“您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她指了指书桌抽屉，“一封信，提醒我，无论何时，都有人把责任置于爱之上。”

二〇一一年夏末，九十三岁的左英在华东医院安然离世。子女遵其遗愿，将毕生积蓄设为“护士关爱基金”，资助偏远地区医护进修。骨灰旁，那封已经发黄的信被精心收藏。纸张轻薄，言辞笃厚：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